《全隋文》和《全唐文》是隋唐文化的百科全书，收录了隋唐时代经济、政治、法律、外交、教育、文学、史学、科技、艺术、宗教、金石、风俗等诸多方面的第一手文献。我们的资料库是针对《全隋文》、《全唐文》建立的，因而它具有为多门学科研究服务的性质和功能。在研究工作实践中，发挥的主要作用有以下几方面：
    一、为校勘工作提供多种文献索引
    《全隋文》、《全唐文》收录的2300多篇散文的共同之处有三：一是全属单篇散文；二是百分之九十的散文未载录于传世的别集；三是它们都是距隋1000多年的19世纪的清代学者从其时所见的文献中辑录编纂的。这种情况就对我们的研究提出了几个带有根本性的重要问题：清代学者辑录数以万计的隋唐散文时，是否每篇都进行过认真校勘？如果进行过，他们依据的是哪些文献，出处是什么？各种文献载录同一篇散文，文字有无出入？我们现在的研究动辄依据《全唐文》、《唐会要》、《册府元龟》、两《唐书》、《通鉴》、《唐大诏令》等，但唐人的原文就是如此吗？有没有差错？我们的资料库则在每篇唐文下列引了好几条载录此文的文献名称和卷、页（有的甚至列了七、八种文献），研究者可按此索引翻阅文献，进行详细的校勘，定夺是非。例如：对于颜师古的《安置突厥议》一文，我们的资料库列出的出处有中华书局排印本《全唐文》卷147第1496页、《资治通鉴》卷193第6075页、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唐会要》卷73第1312页。按此索引检阅上述三书，互相对比校勘，就会立即发现《全唐文》与《资治通鉴》的引文完全一致，全文只有7句38字，而《唐会要》引此文则为37句194字，且只有四句与《全唐文》和《通鉴》相同，文字仍有颠倒错乱。如此悬殊的差异，究其原因大概是：司马光是史学家，其《资治通鉴》以记事为主，引证名人文章，往往采取节录或概括叙述要点的方法。清代人编纂《全唐文》颜氏此篇时，未检《唐会要》，便据《通鉴》作了辑录。其实，严格说来，此篇文章不是颜师古的原作，而是司马光的缩写和改造。再如：据“隋唐散文基础研究资料库”可知，唐太宗贞观九年的《水潦大赦诏》，此文分别载于《册府元龟》卷84第988页、《唐大诏令集》卷83第477页、《全唐文》卷5第65页，《文馆词林》卷667。按此索引，检阅上述四种书，互相校勘，即发现前三书录文完全一致，皆为200余字。 而唐太宗时的朝廷中要员许敬宗编纂的《文馆词林》则多出12句63字。显然，清代嘉庆年间编纂的《全唐文》依据的是宋代人编纂的《册府元龟》、《唐大诏令集》，而宋人收录此文已有严重脱夺。清代嘉庆年间尚未见到北宋初散佚流传日本的《文馆词林》， 因此沿袭了宋人的错误。 这桩流传800多年的错误，据资料库提供的索引便可予以更正。 如《全唐文》卷154第1572页于唐初著名的史学家李延寿名下录有《关朗传》一文。 将其与该书卷161第1647 页的王福畴《录关子明事》一文以及《中说》卷10附录（《四部备要》据明代世德堂刊本）王福畴的此文相校勘，就会令人惊愕不禁。原来所谓李延寿的《关朗传》，由开篇第一句的“府君曰：‘先生说卦，皆持两端’”至篇末“天命人事，其同归矣。”全系王氏《录关子明事》一文的节录。这也是一桩流传数百年而无研究者问津的严重错误，据《资料库》提供的多种文献则可做出新的正确结论。不仅上举重大的讹误脱夺可顺利得到勘正，即使只字片语也是如此。如《全唐文》卷305第3104页和王昶《金石萃编》卷75 均收录有唐代著名宦官高力士养父高延福的墓志文。两书此篇录文均云：“府君幼而晦明，长而藏用。”其中“晦明”二字很费解。用本世纪陕西省西安市出土的《高延福墓志》拓本与之相较，则知唐代丽正殿修撰学士、校书郎孙翌（字季良）写此文的原字是“晦名”。此二字在句中文义通顺，其意是说高延福年轻时曾隐姓埋名，没有出人头地的欲望，为后来作宦官埋下了伏笔。由此可知，《全唐文》、《金石萃编》作“明”是音同之误。再如《全唐文》卷149第1515 页录褚遂良《故汉太史司马公侍妾随清娱墓志铭》云：“永徽二年九月，余判同州。”此句中的“判”字亦很费解。据资料索引查阅江苏省博物馆馆藏的此墓志铭拓本，以其相校，原文作“刺”。再检《旧唐书·褚遂良传》载“永徽元年十一月，坐事出为同州刺史”。史传与墓志相吻，据此可知《全唐文》作“判”，是形似之误。
    二、有助于辨明伪作及重出
    辨析真伪及重出是研究古代文化的至关重大的问题，也是研究隋唐文史哲最重大的问题。利用资料索引则可以解决《全唐文》原始资料的伪作和重出。《全唐文》卷4第49页录唐太宗《赐真人孙思邈颂》， 经常被现代研究唐代著名医学家孙思邈的专著和论文引用，但是用资料索引检查王昶《金石萃编》卷47、杨鸿墀《全唐文纪事》、清人劳格《读〈全唐文〉札记》、近人岑仲勉《唐人行第录》的《附录》，可知前人早已以确凿证据辨明，此文是孙思邈的故乡华原（今陕西省耀县）元代的当地秀才假托唐太宗之名而作。再如：知名度很高的历史人物杨贵妃，两《唐书本传》载她祖籍为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市），后徙居蒲州永乐（今山西省永济县），因其父杨玄琰在蜀州做官，出生于导江（今四川省灌县）。但是，《全唐文》卷403 收录有许子真写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一文，称杨贵妃生于容州普宁县（今广西容县）云凌里，其父名杨维，母叶氏，均为平民百姓。玉环美艳绝伦，先后被当地都督杨康和长史杨琰收养，进而入宫为玄宗妃。许氏的《杨妃碑记》在唐宋人的著述中没有丝毫遗迹。它最早见于《元一统志》卷10，而后的《永乐大典》卷2334“梧”字条、《七修类稿》卷26、《岭南琐记》卷下、《明一统志》卷84、《广西通志》卷14及卷90、《梧州府志》卷4、 《容县县志》卷4亦有收录。明、 清的学者已经指出许氏的杨妃碑记》属于伪作。可是，前多年还有人据此伪作撰文，称杨贵妃为广西容县人。如果按照资料索引查阅上述文献，则不会以伪作立论。资料索引不仅可帮助研究者吸收前人辨伪成果，而且有助于重新厘正是非。如：《全唐文》卷135第1367页有唐初大臣崔敦礼的《种松赋》， 《四库全书》中收录南宋绍兴年间的崔敦礼《宫教集》，该集卷一也有《种松赋》。两篇《种松赋》文字完全一样。再结合两人生平，细读文中表现的情志，可以断定《种松赋》实属南宋的崔敦礼的作品。清代编纂《全唐文》时，将该文编给唐代的同姓名者崔敦礼，谬误甚矣！
    重出互见，在卷帙浩繁的总集中时有发生。如不加甄别，盲目引用，就会造成研究结论的重大失误。《全唐文》中的重出互见有200 多篇，有的甚至三次重出。如该书卷139第1413 页有魏征《韦宏质妄议宰相疏》、该书卷967第10045页又作为“无名氏”文录入。其实，据《旧唐书·武宗本纪》、《会昌一品集》可知此文为李德裕所作，又如：一篇《天行健赋》，该书卷164第1679页列为刘允济文，卷959第9595页又作为翟楚贤文。后唐明宗的《令人户供田数教》，在卷106第1079 页收入，又于卷107第1095而易题为：《令保户自供手状诏》收入， 复在《唐文拾遗》中易题为《夏苗人户供手状教》录入。凡此种种，不胜枚举。由于《全唐文》、《唐文拾遗》、《唐文续拾》录文多达22896篇， 研究者很难厘清重出互见，我们编纂的资料卡，则对此一一注明，可一目了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