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辖境相当于今五岭以南的两广、海南岛及越南北、中部地区）自古以来为我国百越族居住地。秦开五岭，岭南始被纳入中原统一王朝的版图。然而因其地僻居南方一隅，且有山林阻险，故长期以来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素有“蛮荒瘴疠”、“化外绝域”之称。经过秦汉王朝的大规模经营，岭南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初见成效，但仍然明显落后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发展水平。三国鼎立，东吴割据江东，岭南位居大后方，对东吴政权的稳固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岭南辽阔的土地、丰富的物产，以及众多的人口（指土著和移民），又成为东吴统治者财赋和兵员的来源地。因此，东吴统治者重视对岭南的开发和治理。本文不揣固陋，拟就此问题，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和探讨。
    一、东吴治理与开发岭南的前提条件
    汉末，中原大乱，岭南也处于一片混乱状态。因此，东吴要治理与开发岭南，首先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其中东吴对岭南统治地位的确立（包括岭南归附后稳定局面的形成），汉末三国时期北方人口的大量南迁等，是这一时期东吴治理与开发岭南的两个最基本的条件。
    （1）东吴在岭南统治地位的确立
    东吴立国江东，据有江东的东吴政权，必须向西占领荆州，向南夺取交州（即岭南地区），才有可能站稳脚跟，长治江南。赤壁之战后，随着曹魏所属长江以南的荆州失地最终为孙吴所得，来自西面的忧虑基本解除，于是南下攻取交州，就成为东吴执政者的当务之急。
    汉末，因中原丧乱，远离中原王朝的岭南地区逐渐摆脱东汉朝廷的统治割据自雄。当时，北方曹操、荆州刘表及江东孙权等都想为扩大地盘增强与对方抗衡的实力而争夺岭南。在岭南，恰逢交州刺史朱符因侵刻百姓过甚而为当地豪酋所杀，此事遂成为汉末各方军阀争夺岭南统治权的契机。出身岭南官宦世家的苍梧广信人士燮，利用“近水楼台”之便，抢先据有交州，并自署为交趾太守，同时表请诸弟分领合浦、九真和南海三郡太守。于是岭南很快成为士氏家族控制的地盘。然而，早已觊觎这块土地的曹、刘、孙三方并不肯罢休，其中最先将手掌伸进岭南的是曹操。他在朱符死后不久，即派亲信张津出任交州刺史，张津为部将所杀后，荆州牧刘表紧接着又派心腹赖恭和吴巨分领州刺史和苍梧太守。见此情形，曹操随即又假借朝廷名义，任命士燮为绥南中郎将，“董督七郡”事，以便与刘表势力相抗衡。由于岭南对东吴江左政权的安危存在着极大的祸福关系，因此，东吴在战略上收服岭南更为迫切。因而就在曹、刘等势力先后插足岭南之际，东吴也于建安十五年（210 年）派大将步骘为交州刺史，率兵夺取交州。步骘到任，首先出奇不意袭杀吴巨，夺得苍梧郡，一时“威声大震”，称雄交州的士燮兄弟迫于形势，“相率供命”。接着，步骘又乘胜追歼了曹、刘等残余势力，“南土之宾，自此始”。（注：《三国志·吴书·步骘传》。）
    岭南归附东吴后，汉末以来形成的士氏家族操纵当地局势的状况并无多大改变。史称士氏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偏在万里，威尊无上。……当时贵重，震服百蛮，尉他（佗）不足逾也。”（注：《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这种类似于汉初赵佗南越国的割据政权，东吴统治者显然不会容忍它长期存在下去。黄武五年（226年）， 东吴趁士燮去世之际，派吕岱代士燮为交趾太守，而令士燮子士徽任九真太守，以此削弱和打击士氏家族的势力。在遭到士氏家兵的抵抗后，吕岱率所部绕道从海上突然发起进攻，士徽兄弟手足无措，连同余党全部被杀。这样，从东汉建安十五年（210年）到吴黄武年间，东吴经过近20 年的苦心经营，至此终于全面控制了岭南。从而为东吴日后治理与开发岭南提供了一个较稳定的政治环境。
    （2）汉末至三国时期北人的南迁及规模
    封建社会中，人口数量往往是制约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长期以来，岭南地广人稀，劳动力资源不足，加之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落后，是导致岭南经济发展迟缓的主要原因之一。随着岭南归属于中央王朝之后，北方人口的南迁也随之开始，并由此揭开了岭南开发史的序幕。秦汉时期政府大规模移民活动前人多已论述，在此不赘。这里仅谈汉末三国时的情况。汉末，军阀混战，战乱迭起，继黄河流域之后，长江流域接着沦为战场。相形之下，岭南地区僻居南方一隅，且有南岭山脉为屏障，战乱波及较少；加之这里幅员广阔，人口稀少，又有不少荒田可供开垦，于是这里成为当时人们逃难、避役和谋生的好去处。故在汉末以来大批南渡避乱的北人中，有不少越岭或经海道南下到达岭南者。如汝南南顿人程秉、沛郡竹邑人薛综，就是在这时避乱交州的。（注：《三国志·吴书·程秉传》、《薛综传》。）另据《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记载：“是时（汉末）中州士人避乱而南，依琮（时居桂阳）居者以百数。”又汉末雄居岭南诸郡的士燮兄弟，因“体器宽厚，谦虚下士”，故“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注：《三国志·吴书·士燮传》。）类似记载，不胜枚举。三国初，孙氏政权在江南统治尚未稳固，曹丕率十余万魏兵驻广陵（今扬州），临江观阵，有渡江之志。（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注引《吴录》。）江东人心惶惶，其土著和侨民纷纷南下迁入岭南。如汝南人袁忠，沛郡人桓晔原已渡江定居会稽，因恐战乱及身，于是“浮海南投交趾”。（注：《后汉书·桓荣传后附桓晔传》、《袁安传附玄孙袁忠传》。）故吴初流入岭南的人口骤增，从而出现了汉末三国初第一次内地人民自发向岭南迁徙的高潮。
    汉末至三国百余年间迁居岭南的人口总数，据有关学者统计，大致为778474人，约占东汉岭南人口总数的60%（注：参见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 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除去当地诸蛮族人口自然增殖这一因素外，大体可看出这一时期北方人口的迁徙规模。
    总之，汉末三国百余年间，由于中原及内地人民的不断南迁，不仅为岭南地区输入了大批劳动力，而且南迁人民为岭南带去了北方和内地先进的铁、犁等农耕器具和生产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科学文化知识，这就为东吴治理与开发岭南做好了较充分的人力与物力上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