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纺织业。纺织业是岭南手工业中颇具特色的行业。岭南地处热带、亚热带，独特的自然气候，使得岭南纺织品具有品种多、色泽鲜艳的特点。故自古便有“岛夷卉服”（注：《尚书·禹贡》。）之称。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岭南人民因地制宜，利用当地各种植物纤维，织出了多种多样的布品，计有葛布、竹布、蕉布、麻布和棉布等。其中棉布，当时习称为“古贝布”或“吉贝布”。据《后汉书·哀牢夷传》记载，早在东汉时，我国西南的哀牢夷人已开始种植棉花（木棉）。大致到东吴时棉花种植技术开始传入岭南。吴人万震《南州异物志》中就记载了棉花从成熟到加工成棉布的过程。他说：“五色斑衣，以丝布、古贝布所作。此木熟时，状如鹅毛，中有核如珠玑，细过丝棉，人将用之，则治出其核，但纺不织，任意小抽，相牵引无有断绝。欲为斑布，则染之五色，织以为布。”我国内地直到宋元时期才开始普遍用棉花织布，在此方面，岭南较内地领先了一大步。
    岭南的丝织业水平虽比不上吴中，但其养蚕技术却颇为发达。据《水经注·温水》条记载，岭南一带桑蚕每年可产“八熟茧”。也即左思《吴都赋》中所说的“八蚕之绵”。“八熟茧”的出现，可说是当时全国桑蚕技术的最高峰，而这一纪录又是东吴时岭南人民所创造的。（注：参见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除此而外， 东吴时岭南其他部门的手工业如矿冶业、煮盐业、食品加工业等也都不同程度地获得了发展。
    （4）商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岭南沿海一带，既有鱼盐之利， 又便于通舟楫，故很早以来商业及对外贸易远较农业为发达。东吴时岭南商业在农业、手工业及海内外贸易的不断推动下，出现了较快发展的势头，并由此出现了一些闻名的商业都会。番禺，地处富饶美丽的珠江三角洲上，且位于横贯岭南境内的三大水流（指东、西、北三江）的交汇处，为岭南内河与海上航运的交通枢纽，故水陆交通均很便利。早在汉代，这里已是国内有数的商业城市。史称：“处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番禺，其一都会也。”（注：《汉书》卷28下《地理志》。）东吴时在此设州治，这里遂成为广州地区政治和经济的中心。当时国内外商贾云集于此，各方珍宝堆积如山，番禺成为名副其实的岭南地区商业大都会。其次是徐闻与合浦。二者作为北部湾近海航线上的港口城市，早在汉代就因对外贸易繁荣而闻名。东吴时，由于广州的兴起，以及后来海上交通线的改道，两地靠转口业务而发达的商业贸易由此受到某些不利影响。但因两地均处近海，其中徐闻自身又与出产珠、贝和玳瑁的珠崖郡（今海南岛）隔海相望，优越的地理位置，为徐闻一地经商致富提供了便利条件。历史上流传下来的“欲拔贫，诣徐闻”（注：李吉甫：《元和郡县志·阙卷逸文》卷3。 ）的谚语，便是其商业发达的很好写照。邻近的合浦，素以盛产珍珠闻名天下。《晋书·陶璜传》中言及东吴末年，对合浦之珠“所调猥多，限每不充”，透露出东吴统治者对合浦珍珠需求之大。东吴统治者的奢侈生活，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合浦珍珠市场的繁荣。再看始兴。其地位于五岭南侧及大庾岭路与桂阳道越岭后的交汇处，南面又有北江水路可通番禺，为内地与岭南交通的中转站，东吴末，统治者为加强对岭南内陆的开发，在此设郡筑城。此后岭南、岭北的货物在此集散，加之本地又以产银而著名，于是始兴商业由此兴起。此外，东吴时岭南一些开发较早的重要郡治如苍梧广信、交趾龙编等，也皆为一方之都会而闻名远近。
    岭南沿海地区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它很早便与南海诸国发生了联系。但官方对外贸易的正式兴起则始于两汉。交趾地区是当时海外贸易的前沿阵地，地濒南海北部湾的龙编、徐闻、合浦等地皆为当时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三国时期，国土分治，岭南作为东吴疆域的一部分，既是后方基地，也是海外贸易的前沿。据史书记载，东吴孙权时，曾派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使大秦、天竺等国，“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注：《梁书·海南诸国传》。）此后，所到之国的商人有不少来到岭南的交趾等地做生意。其中有个名叫秦论的大秦（罗马）商人曾于孙权黄武五年（226年）取道交趾到达建业时受到孙权的礼待。 “权问方土谣俗，论具以事对”。（注：《梁书·海南诸国传》。）这些都足以说明东吴统治者对海外贸易的重视。其后随着岭南经济开发的不断深入，造船业的发达以及濒临南海的有利条件，岭南地区的海外贸易开始步入兴旺发达的时期。
    （5）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东吴时，由于岭南经济的开发， 影响到当地政权机构的变化。两汉时，因盛产珠宝香料的东南亚远航技术尚不够发达，近邻南海诸国的龙编（今越南河内）便成为珠宝贸易的最大市场和南海贸易的重要港口。交趾地区也由此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的重地，故统治者重视对交趾一地的经营，交州刺史常驻龙编。到三国东吴统治时期，岭南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不仅是东吴重要的战略基地，而且也是它对外贸易的前沿阵地，所以统治者关注岭南特别是交趾以东地区的治理和开发，并采取有效措施，诸如首置广州，实行交、广分治等，从而大大推动了岭南东部区域经济的开发。其后，随着这一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及海外贸易的发展，以番禺为中心的广州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而交趾一地相对日渐冷清。此后伴随着北部湾近海交通线的变更，交广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也就逐渐地由交趾龙编移到了广州番禺。这一变化，从此奠定了后世岭南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其作用不可低估。
    余论
    以上通过对汉末三国时北方人口大量入居岭南、东吴对岭南统治权的确立、东吴政权治理与开发岭南所采取的措施、东吴统治时期岭南地区各经济门类发展状况等各方面的考察，不难看出，在东吴治理与开发岭南的数十年间，岭南经济发展正经历着一个重要的转折时期。在此以前，岭南被中原王朝视为化外之地，“长吏之设，虽有若无”。（注：《三国志·吴书·薛综传》。）在此以后，岭南作为全国一大经济区，区域性经济发展态势已崭露出头角。到宋元时期，以珠江流域为代表的岭南区域经济得以起飞，并快速赶上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发展水平，这一切与东吴首创岭南经济发展新格局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