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东吴政权治理和开发岭南的措施
    岭南归附于东吴后，无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与东吴保持着较为密切的联系。为了加快岭南的治理和开发，以便维护和巩固东吴的统治秩序，东吴统治者对此采取了以下有效措施：
    （1）地方行政机构--州郡县的增设与调整 在东吴收服岭南以前，岭南地方行政组织维持着东汉以来“一州七郡”的状态。然而随着汉末以来迄三国初岭北人民的大量迁入，岭南诸郡户口数有了不同程度的增加，使得原有政区的设置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于是黄武五年（226年），吴大帝孙权遂将交州析分为交、广二州， 将交趾以南三郡（交趾、九真、日南）归交州管辖，合浦以北的郁林、苍梧、南海、高凉四郡归广州管辖。但因当时时机尚不够成熟，故增设广州一事不久即废。 （注：《三国志·吴书·孙权传》。 ）到吴景帝孙休永安七年（264年），随着岭南政局的日趋稳定，于是全面恢复了黄武五年（226年）的建制。而且在增置广州期间，东吴还先后增设了临贺、桂林、始安、始兴、高凉、高兴、宁浦、珠崖等八郡。末帝孙皓时，又在交州新设新昌、武平、九德三郡。这样，终吴之世，广州领有苍梧、郁林、南海、高兴、宁浦、南凉、桂林等七郡；交州领有交趾、合浦、珠崖、九真、日南、新昌、九德、武平等八郡。从而结束了东汉以来“大交州七郡”状态；开创了“广州七郡”、“交州八郡”的新格局。这种新格局的开创，对于边远落后的岭南地区来说，意义尤为重大。这是因为，其一，两汉岭南东部地区本无州，郡县设置也比较稀疏，自东吴开始首置广州，并增置七郡，不仅使岭南地区的郡县分布更趋合理，而且为日后这一地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二，州郡数量的迅速增加，不只是表明东吴统治势力较前代更深入岭南，更重要的是它适应了汉末至三国时期岭南人口增长、经济发展的实际需要，改变了昔日岭南“地旷人稀”的旧貌，密切了岭南与内地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所有以上这些，都将为岭南地区经济的开发起积极的推动作用。
    （2）水陆交通的开辟历史上岭南地区经济发展缓慢， 与五岭山区道路阻塞有直接关系。故开发岭南，疏通交通，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先看陆路交通。早在秦汉时，曾对岭南交通有过几次大的开发，诸如灵渠的开凿，峤岭的开通（指零陵、桂阳峤道）、疏通六泷（今广东北部武水自坪石至乐昌一段）等。此后五岭中的越城岭、骑田岭和都庞岭相继凿通。（注：参见李绪柏：“两汉时期的巴蜀文化与岭南文化”，载《学术研究》1997年第3期。 ）东吴开发岭南山区的交通设施虽未见史书记载，但因东吴建都建业（今南京），自吴永安年间实行交、广分置后，广州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很快取代交趾成为岭南地区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于是位于五岭东端的大庚岭路逐渐成为连接都城建业和广州番禺的最近路程。从建业沿长江西上至江州，尔后逆赣水而上越过大庾岭至始兴城，再乘船浮水顺流南下至番禺，道路畅通无阻。于是大庾岭路遂成为东吴连接岭南最重要的交通纽带。另外，三国时荆州武昌，是东吴除都城建业外又一政治、经济中心。由于它与广州番禺政治经济交往密切，于是地处要冲的桂阳道骑田岭继秦汉之后，成为东吴时沟通荆、广区经济与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注：参见刘希为、刘磐修：“六朝时期岭南地区的开发”，载《中国史研究》1991年第1期。）
    水路交通。早在汉代，粤东沿海已初步得到开辟，但因秦汉王朝立足中原，海上优势难以发挥，故直到三国东吴统治时期，粤东海道航线才得到充分发展。如东吴对交州和广州的海上用兵，以及汉末北方避难民众多经此路到达岭南。粤东海道在汉代因种种原因未能成为商业航线，但进一步开辟此航线借以发展粤东经济，到东吴统治时已是当务之急。东吴增置广州，可视为这一举措的开端。另外，公元3世纪后， 由于林邑国日渐强盛，东吴所属的九真、交趾二郡相继遭受侵害，南海诸国往来船只多改道海南岛东岸抵达番禺。此后，随着广州的兴起，以及海上交通线的改变，最终促成粤东航线的进一步开辟。
    （3）招抚诸夷，保境安民三国时， 岭南境内居住着众多的百越系统的少数民族，如所谓“群蛮”、“七郡百蛮”、“交趾、九真夷”及“俚”、“僚”和“乌浒”等。他们大都栖居溪洞深谷，“负险不宾”，而且经常四处骚扰边郡。对此问题处理得好坏，直接关系到岭南地区社会稳定与经济开发等大局。对此，东吴统治者在总结前代治理岭南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采取了以抚为主，镇抚并用的政策。其次是重视地方官的人选，凡为官贪暴者皆不得任用，由此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赤乌五年（242年），高凉渠帅仍弩等劫略百姓，残害吏民， 南海太守钟离牧奉命“越界扑讨”，“旬日降服”。（注：《三国志·吴书·钟离牧传》。）又延康元年（220年），吕岱任交州刺史时， 郁林郡所辖的桂阳、浈阳二县发生一起盗贼合众在南海郡界作乱之事，孙权诏吕岱率兵讨之。（注：《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在对上述无端生事的蛮夷诉诸武力的同时，东吴统治者还注意用招抚、怀柔的办法招降纳叛，以便“绥和百越”，保境安民。如吕岱接任交州刺史时，有高凉贼帅钱博乞降，吕岱奉朝命，“以博为高凉西部都尉”（注：《三国志·吴书·吕岱传》。）。又比如，赤乌十一年（248），交趾、 九真夷攻陷附近城邑，引起“交州骚动”，孙权命陆胤为交州刺史兼安南校尉，前往招抚。陆胤抵州，对乱民“喻以恩信”，并“务崇招纳”，在他悉心安抚下，高凉渠帅黄吴等余党三千余家“皆出降”。接着，陆胤又引兵南下，“重宣至诚”，并“遗以财币”，于是“贼帅百余人，民五万余家”，（注：《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全都甘愿俯首听命。这种以招抚为主，结恩信于土人的做法，在当时取得了明显的社会效果。史称陆胤治交州十余年间，“海隅肃清”、“商旅平行”、“交域清泰”（注：《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就是很好的例证。
    （4）编制户籍，安辑流亡岭南入吴后， 为了维护和巩固已有的封建统治秩序，同时也为了方便当地政府收取赋税和征兵，东吴在招抚诸夷、保境安民的同时，还对岭南境内大量避难和谋生的汉族流民进行招抚和安置。如赤乌年间，陆胤任交州刺史，曾“奉宣朝恩”、“招合遗散”。（注：《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又吴初，全柔任桂阳太守时，其子全琮因对避乱南迁的中原流民竭力安抚，并且在生活上“倾家给济，与共有无”（注：《三国志·吴书·全琮传》。），而深得当时舆论的称赞。
    东吴统治者招抚流亡的工作，对安定社会，以及组织人力从事较大规模的农田水利事业等无疑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在另一方面，不容否认，作为地主政权，东吴政府安置流民的目的，主要还在于将流亡人口重新编入户籍，以便为封建国家纳税和服兵役。为此，对于那些归降的诸蛮夷，也采取了同样办法。如东吴初置广州时，曾将受降的溪洞越人如高凉县钱博部、仍弩部、黄吴部及浈阳县王金部等数千户编入所在郡县户籍中（注：参见蒋祖缘、方志钦：《简明广东史》，广东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9页注。）。又赤乌五年（242年），东吴攻下儋耳、珠崖二郡之后，随即恢复其建制，所得民户自不在少数。这些被编入政府户籍的诸蛮夷，固然使他们重新受到封建剥削与奴役，但因他们在入籍后成为政府的编户齐民，与汉人杂处，共同从事农业生产，这对于加快他们自身的封建化进程，促进民族融合，客观上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5）劝课农桑，发展生产 岭南地区虽经秦汉时期大规模的开发，但直到东吴统治岭南之初，当地经济仍显得十分落后。为鼓励岭南各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东吴政府采取了有别于江南腹地的赋税政策。所征赋税不以田租、而是以缴纳地方特产的形式充作租税。如岭南臣服东吴后，交趾太守士燮每年派贡使送给孙权的贡物主要是杂香、细葛、明珠、大贝、翡翠、犀角、象牙等珍宝，还有香蕉、龙眼等异果。（注：《三国志·吴书·士燮传》。）这种不征田租而取土贡的收税办法，乃是从岭南地区特殊情况，如境内多山地丘陵，可耕地面积小等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有助于提高当地各族人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需要说明一点的是，东吴不收田租只取贡赋的政策，主要是在岭南初附时期，以及在那些越人居住较集中的边远山区，至于开发较早的平坝及三角洲，仍就按内地办法收取田租，只是赋税较轻而已。一些地方官在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时，也做了一些有益之事，如陆胤在任交州刺史期间，曾率领人民修筑蓄水池陂，“民得甘食”。不仅改善了当地人们的饮水条件，而且灌溉了农田。此外，他还以身作则，布德人民，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的爱戴。史称他“衔命在州（交州）十有余年”，“惠风横被”，“民无疾疫，田稼丰稔”。（注：《三国志·吴书·陆胤传》。）剔去浮辞，多少反映出当时岭南地区农业生产蓬勃发展的景象。
    （6）城廓的修筑封建社会，地方行政的治所州郡县城， 既为一方政治中心和军事重镇，也是某一地区经济文化的开辟点，故而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为治理与开发岭南，东吴在对岭南地方行政机构增设与调整的同时，还对各级地方行署所在地的城镇县邑加以兴建或扩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广州治所番禺城的兴建。史载，建安十五年（210 年），东吴将领步骘在攻取交州后，即挥师南下进驻番禺。经过对番禺故城一番“见土地形势，观尉佗旧治处”的考察后，认为此城地处“海岛膏腴之地，宜为都”。（注：《水经注·泿水》。）于是派人平整了番山之北的土丘，并拆毁赵佗时所建“佗城”，另筑新城。这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广州番禺城。步骘所筑番禺城的形制与规模，由于史料缺乏，难以窥见其全貌，只能从某些间接史料中得拾一鳞半爪。据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步骘所修筑的广州番禺城，位置“在今县（番禺县）西南二里。”又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引《续南越志》也载：“其城（番禺城）周十里，尉佗筑，步骘修之，晚为黄巢所焚。”据此可知赵佗最初所建的佗城，城廓周长或面积为10里，步骘所筑城既然是在其故址上重建或扩建，其规模自当超过或相当于前者。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温水》中记载了与岭南地区自然条件相似、文化同源的林邑国城廓建筑情况，其中提到其城“周周八里一百步，……城内小域，周围三百二十步”。相比之下，番禺城若按方圆10里计算，规模不算小了。它能保存到唐末已相当不容易，从中可以想见番禺城在设计与建造水平之高超。除此而外，如上文所述，东吴治理岭南期间曾增设许多郡县，而每一郡县的设置，相应地要修建规模不等的城廓作为治所。这样终吴之世，随着郡县的不断增设，城廓建筑也在不断修建中。如始兴城（今广东韶关），东汉时在此设曲江县，因其地“控扼五岭”，且为“交、广之咽喉”，（注：《嘉庆重修大清一统志·韶州府》引宋余靖《州衙记》。）战略位置重要，故吴后主孙皓甘露元年（265年）， 特意将它从桂阳郡分出，另设始兴郡，并随之修建了始兴城。此后经过历代的续建，这里逐渐发展成为五岭山区一个中心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