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有助于辨析作品的作时
    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要知人论世，要进行深入研究，必须弄清楚作品的写作年代。《全唐文》、《隋唐文》收录的单篇散文均未注明作时，研究者如果翻阅的资料不足，也无法解决。由于资料索引列举了同一篇文章的好几种出处（有的多达七、八种文献），有的文献引录该文就写明了它的作时。我们的资料卡很重视这一点，专列“作时”栏作了清楚记录。如《全唐文》卷95第984 页录武则天《答王方庆谏孟春讲武手制》，没有写明作时。资料索引则据引录此文的两《唐书·王方庆传》、《册府元龟》卷532 以及节录此文的《唐会要》卷26，标明此手诏是武则天圣历二年（699）一月所作。 当然，各种文献所作记的作时往往也有互相矛盾不吻的情况，但资料卡均一一如实记录，研究者可进一步考辨定夺。
    四、可补充《全隋文》、《全唐文》的遗漏
    前面说过《全隋文》、《全唐文》、《全唐文拾遗》、《全唐文续拾》都是清代嘉庆至光绪年间的学者编纂的。当时有成千上百的隋唐碑刻墓志尚未出土，还有收录大批隋唐文的《敦煌宝藏》尚未发现整理，这些他们均理所当然地无法搜辑编入，即使当时流传的古代文献如《唐大诏令集》等，由于工作疏误，也有个别篇章未编入。我们建立的资料库，新增补隋唐文10000余篇，其中本世纪新出土的碑文墓志有6000 余篇，拓宽了研究视野，有好多可以补充史书和文学史的空阙和失误，如：唐初功臣左卫大将军、荆州都督周护、右威卫大将军李孟常、礼部尚书张允、濮阳郡开国公、洪州都督吴黑闼，史书未为他们立传，语焉不详，影响了对隋末唐初历史全貌的了解。借助本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新出土的墓志均可予以弥补。至于唐代舞文弄墨的官员及文人学士上官仪、崔融、狄仁杰、薛稷、卢藏用、张九龄、富嘉谟、吴少微、贺知章、李邕、李华、萧颖士、梁肃、独孤及、韦应物、李逢吉、崔群、柳仲郢、李德裕诸人，均可以从资料索引查知新出土的他们撰写的碑文墓志。据这些新增的唐代文献还可以纠正史书的错误。如据李正卿撰写的北海太守李邕之子《李翘墓志》，可证《新唐书》卷72《宰相世系表》2597页把“李翘”列为李邕曾孙，荒谬至极！
    五、有助于进行文、史、哲的综合研究
    文、史、哲不分家，是汉学的传统，古代的优秀作家和学者都有谙熟此三者的广博学养。因此，我们现代的研究如果只顾及其中的一门而不旁及其他，往往会遇到行不通的障碍，即使勉强而为，也难免片面之见或皮相之论。我们的资料卡主要是针对《全隋文》、《全唐文》这样的百科全书做的，它既可为单学科服务，也可为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服务。输入电子计算机后，更便于进行宏观把握。如从“作时”一项，可检出唐代文章，可供研究者进行多角度的综合分析，把研究引向深入。
    由于学力和经济等方面的限制，我们新建的“隋唐文化研究基础资料库”，还存在很多问题，还有很多工作没有完成，我们欢迎学界不吝赐教，也欢迎合作开发，共襄大业，为今人和后人做出可贵的奠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