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陕西乾县考古发掘出的章怀太子墓，其墓道东西两壁各绘《客使图》一幅。东壁的《客使图》经专家多次论证，对客使的身份争议不大。西壁《客使图》三位客使的身份仅王仁波、王维坤等专家有过论证，认为前两位客使为大食、吐蕃的使者，后一位可能是高昌使者。对大食、吐蕃使者的判断笔者未深入研究，不敢妄语。唯对宽圆脸，腰束带，腰带上系一短刀，拱手持笏，脚穿黑长靴之人物，“可能是高昌使节”①的判断，笔者认为多有不妥之处。
    一、仅以客使的相貌和发式，判定其是高昌使者似乎有些牵强。前辈学者的根据是《新唐书·高昌传》：“俗辫发垂后”，②《通典·高昌条》其人“面貌类高丽，辫发施之于背，女子头发辫而垂。”推测可能是高昌使者。此段史料对高昌人的记述过于简单，仅描述了高昌人的相貌和发式，却忽略了服饰这一基本要素。《梁书》卷54《诸夷·高昌国》曰：“国人语言与中国略同，有五经、历史、诸子集，面类高丽，辫发垂之于背，著长身小袖袍，缦裆裤。”③对照《客使图》可以看出，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但有些勉强。事实上穿圆领长袍、辫发垂之于背、腰系革带、身佩短剑等装饰，本就是胡服，在南北朝时期很是盛行，在隋唐时期更是胡人普遍的穿着。因此，笔者认为，有些史料不可不信，亦不能全信。比如，高昌汉文化占统治地位，是因为该地国民以汉族为主。对此，历代文献记载和出土资料都可以证明。④也就是说，高昌人就是汉人。但史料记载高昌人“面貌类高丽”，显然史料记载人对高昌人的了解很不全面。
    高昌人是汉人，所以，其对“夷服”的排斥和对汉服的向往是由来已久的，在麹伯雅的内心深处，中原的文化才是礼仪典范。隋大业八年，麹伯雅在京游历三年之后归国，下车伊始，立即下令国人解辫削衽，改革服饰。其令云：“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⑤此项服饰改革，终因隋朝势力鞭长莫及而屈服于铁勒的压力导致流产。但麹伯雅抗婚突厥在先，服饰改革在后，虽无一成功，其心声明亮如火，绝不是一句“取悦”能够完全概括的。在高昌人方面，他们耿耿于怀的也正是自己的服饰。“同人无咎，被发左衽”，麹伯雅此言，正尽中原人的观点，同时也是高昌人的苦恼。
    高昌人改变服饰的愿望，是在唐统一之后才实现的。唐灭高昌后，在该地区采取了一系列巩固政策，建立中原一体化的军政体制，并且很快着手进行人口土地调查，而高昌人最关心的“夷俗”问题，并没有引起唐廷的重视，于是高昌人自发地掀起一场改变服饰运动，使唐王朝既欣喜又感到了同族的亲切。唐太宗贞在《贞观年中巡抚高昌诏一首》中说：“高昌之地，虽居塞表，编户之甿，咸出中国。自因隔绝，多历年所。朕往岁出师，应时克定，所以置立州县，同之诸夏。而彼土黎庶，具识朕心，并变夷俗，服习王化。家慕礼让之风，人事农桑之业。朕爱养苍生，无隔新旧，引领西顾，嘉欢良深。”⑥也就是说，唐廷对高昌人自发地“并变异俗，服习王化”的行动予以了肯定。既然唐朝上下对高昌变“夷俗”非常重视，那么唐朝将高昌“伪王以下及官人头首”⑦举家迁往中原之后，绝不会允许他们着胡服出现于唐廷的任何角落。也就是说，着胡服的高昌使者绝不会出现在唐朝的鸿胪寺；唐朝的画师、画工也不敢冒大不韪将穿胡服的高昌使者形象画在太子的墓中。既然高昌人对“并变异俗，服习王化”是发自内心的，那么《客使图》的人物即使是高昌使者，在亡国后五十多年间，其使者的着装也不应是胡服。
    二、从时间上看，高昌国已经灭亡，何来高昌使者？《旧唐书·高昌传》载：“时西戎诸国来朝贡者，皆涂经高昌，文泰后稍壅绝之。……十三年，太宗谓其使曰：‘高昌数年来朝贡脱略，无藩臣之礼，国中署置官号，准我百僚，称臣于人，岂得如此！今兹岁首，万国来朝，而文泰不至。增城深堑，预备讨伐。贞观十四年(640)，太宗乃命吏部尚书侯君集为交河道大总管，率左屯卫大将军薛万均及突厥、契苾之众，步骑数万众以击之。’及闻王师临碛口，惶骇计无所出，发病而死。其子智盛嗣立。既而君集兵奄至柳谷……进逼其都。智盛移君集书曰：‘有罪于天子者，先王也。咎深谴积，身已丧亡。智盛袭位未几，君其赦诸？’君集谓曰：‘若能悔祸，当面缚军门也。’……智盛穷蹙，出城降。君集分兵掠地……其智盛君臣及其豪右，皆徙中国。”⑧“麹氏传国九世，百三十四年而亡。”⑨
    从以上史料可知，贞观十四年(640)高昌已为唐所灭，高昌最后一个国王麹智勇及豪族被掳至长安，唐朝统一高昌。也就是说，高昌王国的历史就此戛然而止，而章怀太子葬于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时间上二者相差近一个甲子，在五十多年之后绘制一个亡国使臣，根本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
    三、唐廷统治者认为，灭高昌是其功勋之一，如何再允许高昌使者出现？在唐太宗心目中，平高昌是帝国统一大业的一部分，也是统一西域的开端。“贞观十四年，太宗以高昌平，召侍臣赐宴于两仪殿”，在庆功的同时，要求群臣戒骄。⑩贞观十九年，太宗又谓侍臣曰：“朕观古来帝王，骄矜而取败者，不可胜数。不能远述古者，至如晋武平吴、隋文伐陈以后，心逾骄奢，自矜诸己，臣下不复敢言，政道因兹驰紊。朕自平定突厥、破高丽已后，兼并铁勒，席卷沙漠以为州县，夷狄远眼，声教益广。朕恐怀骄矜”(11)从这两段史料我们可以看出：唐太宗自认为他的开边军事活动，与西晋统一东吴和隋文帝统一江南，在本质上都是统一事业。这证明在唐太宗心目中平高昌等军事行为不过是完成统一而已。《讨高丽诏》评价太宗的武功时说：“北殄匈奴种落，有若摧枯。西灭吐谷浑、高昌，易于拾芥。包绝漠而为苑，跨流沙以为池。黄帝不服之人，唐尧不臣之域，并皆委质奉贡，归风顺轨，崇威启化之道，此亦天下所共闻也。”(12)既然唐朝君臣认为灭高昌是其统一国家的重要功勋，何人又以何种理由绘制亡国的高昌使者于墓室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