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从已知使者所代表的国家和民族政权来看，这位客使所代表的民族政权在唐代应是一个比较大的政治实体。
    新罗在唐代不仅是朝鲜半岛上最强大的国家，而且与唐朝的关系非常密切，据《三国史记》卷33《杂志二》记载，新罗不仅年号采用唐朝的年号，而且各种制度和服制也都以唐朝制度为本，并且选送留学生、学问僧入唐求学，还经常派遣贺正使、朝贡使赴唐；据不完全统计，贞观至神龙年间，新罗遣使入唐30余次，所以，新罗使者经常排在唐朝所有外宾中的第一位，东壁《客使图》印证了这一史实。
    靺鞨是我国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在7世纪还处于发展初期。贞观年间派往唐廷的使者，史书明确记载的仅有三四次，严格说与唐廷的关系并不密切，所以在《客使图》中其形象不仅卑谦，而且属于陪衬人物。当然，在众多客使中选择靺鞨使者，恐怕还有展示大唐势力涉及我国东北部和代表东北部大量少数民族归顺唐廷等因素。
    吐蕃是唐代民族关系中最重要的一员，政治、经济、文化往来既密切又深远，尤其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的和亲，不仅使吐蕃逐步由奴隶社会步入封建社会，而且使其进一步文明、汉化。据不完全统计，贞观至神龙年间，吐蕃派往唐朝的使者约30余次，不亚于新罗派往唐朝的使者，因此，西壁《客使图》中吐蕃使者的形象被安排在显要的地方。
    东罗马、大食是7世纪时期世界上著名的大国，虽然与唐朝往来不多，但在世界各国使者和客商大量聚集唐都长安时候，其影响必然传播至唐廷及士民之中，绘制其大国形象既反映了唐朝的开明开放，又彰显了唐朝以我为中心、唯我独尊的大国地位。依据上述分析，未确定身份的使者所代表的民族政权在唐代应是一个比较大的政治实体。
    第三、东西壁《客使图》相互比照，这位客使所代表的民族政权应与唐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东壁《客使图》在三位鸿胪寺官员之后依次绘制的是新罗、东罗马、靺鞨族使者。前文已论述新罗与唐朝关系非常密切，其使者常排在所有使者之前；东罗马是当时世界上著名的大国。与之对称的西壁《客使图》在三位鸿胪寺官员之后依次绘制的是吐蕃、未确定身份者和大食。吐蕃与唐朝的密切关系不比新罗差，所以排在西壁第一位当之无愧。大食与东罗马齐名，习惯思维，应排在第二位，但《客使图》却将其放在第三位，可见，在《客使图》作者心目中，还有比大食人物更重要的。据史料记载，在初、盛唐时期，与唐朝往来密切的周边国家和民族政权除了前面已提及的国家和民族政权外，还有东西突厥、吐谷浑、回鹘等等。因此，笔者认为，紧随吐蕃使者之后的人物所代表的民族政权应与唐朝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综上所述，西壁《客使图》中未确定身份的使者应是西域地区与唐朝关系密切而且较大的政治实体。《客使图》绘制于706年，是武周之后，唐中宗为李唐宗室平反昭雪之年。据史书记载，在贞观至神龙年间，与唐朝往来的西域政权主要有：突厥、龟兹、于阗、波斯、吐谷浑、吐火罗、安国、康国、石国、曹国、史国、贺国、高昌、薛延陀、焉耆、回鹘、疏勒、朱俱波、尹吾等。纵观唐代历史，笔者认为，与唐朝关系密切而且较大的政治实体恐怕只有突厥、吐蕃、吐谷浑等政权。吐蕃使者在西壁《客使图》中紧随鸿胪寺官员身后，排第一位，其与唐朝的关系前文已涉及，不再赘述。
    史料记载，吐谷浑族源属于鲜卑东胡系统。西晋末，西迁到甘肃、青海之间，与羌人杂居。唐初分为东西2部，西部以鄯善(今新疆东部)为中心，臣附吐蕃；东部以伏俟城(今青海共和县境内)为中心，臣附唐朝，首领慕容顺被唐朝册封为西平郡王。635年部落内乱，慕容顺被杀死，唐遣军击之，立诺曷钵为可汗。吐蕃破其国，诺曷钵率残部奔凉州。贞观十四年(640)，诺曷钵亲自到唐朝京城长安觐见唐太宗时，唐以宗室弘化公主妻之，并授封“附马都尉”，加封青海王。龙朔三年(663)，吐蕃攻破吐谷浑部，诺曷钵弃国率部投归唐朝，先后被安置于凉州(今甘肃武威地区)和凉鄯一带，吐谷浑国从此不复存在。咸亨三年(672)，为了回避吐蕃继续侵压，诺曷钵再次率部迁往灵州境内。唐朝在灵州特设安乐州(今宁夏中宁、同心、盐池3县部分地区)，予以安置，诺曷钵担任刺史。由此可以看出，吐谷浑虽然与唐朝关系密切，但相对弱小。在吐蕃侵扰下不断东迁，龙朔三年(663)已亡国，咸亨三年(672)又成为唐朝的一个羁縻州。贞观至神龙年间，吐谷浑遣唐使者虽有25次，但贞观年间就达20次，可见，贞观之后吐谷浑已淡出大唐的政治范围。因此，西壁《客使图》未确定身份的使者不可能是吐谷浑人。
    突厥与唐朝的关系既密切又复杂：
    第一，突厥是初、盛唐时期最大的政治、军事对手。突厥在南北朝至唐朝时住在现今中国西北地区。公元6世纪游牧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初属柔然族。552年突厥打败柔然，建立起幅员广阔的突厥汗国，势力迅速扩展至蒙古高原，后虽因内讧而分裂为东西两部，但势力仍然十分强大。经常骚扰北周、隋等中原王朝。李渊起兵之初，也曾借助其力量。
    公元618年唐朝建立之后突厥趁唐朝国力还不十分强大，连年进扰内地，武德三年(620)东突厥颉利可汗亲率大军15万入攻并州，掳男女5000余口；武德七年(624)，率骑兵10余万大掠朔州、进袭太原；武德九年(626)年趁唐太宗李世民刚刚即位，又率兵20万直逼唐都长安城外渭水便桥之北，京师震动。唐太宗被迫设疑兵之计、许以金帛财物、结盟之后，乃领兵而退，史称“渭水之盟”。贞观三年(629)，在政权稳定、国力增强的情况下，唐太宗命李靖率李世勣、柴绍、薛万彻等，统兵10万，分道出击突厥，拉开了唐代与突厥30余年战争的序幕。高宗显庆二年(657)，唐军由大将苏定方统辖，兵分南北两路，合击阿史那贺鲁，阿史那贺鲁战败被擒。西突厥自此灭亡，突厥人逐渐退出了与唐对抗的历史舞台。尔后原属突厥的各部落对唐时而反叛，时而投降，时而联合，时而各自为战，更有几个领袖自称“可汗”，妄图回复到东西突厥分裂前最强盛的时期。然而终于回天乏力，于公元745年被唐朝册封的回纥“古力非罗汗”彻底攻灭。平西域及灭西突厥后，唐设著名的“安西四镇”驻军镇守，又设安西、北庭两个著名的都护府，以天山为界分别向西统辖西突厥故地及西域各部、各城邦。从此，突厥人对唐朝的威胁消除了。他们再也不可能深入中原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