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高昌覆灭后，唐在高昌故地设立州县，既为州县，何来使者之称呼？唐灭高昌之后，唐廷君臣虽在如何管理高昌故地问题上有过争论，但最终唐太宗否决了“抚其民而立其子”(13)的主张，在高昌故地实行了与中原一体化的州县制度，即改高昌国为西州，下辖高昌、交河、柳州、天山、蒲昌五个设机构县，此时，高昌故地已和唐廷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在麹氏高昌的核心成员被作为战俘移民到了中原，中下级原来官员则给予一些闲职的同时，唐廷还采取了一系列办法巩固这个新控制地区，例如：设置各级官吏、丈量土地、核查人口、移民西州、屯军等。就是说，唐在高昌地区采取的管理办法已与中原地区相差无几。
    另外，李方先生经过多方考证，认为龙朔至永淳年间(661-683)高昌县是上县。(14)但我们从中可以得出在章怀太子安葬之前，西州所在地高昌县已按唐朝律令设置了县尉、录事史、司户佐史、仓督等官职，户口已达到上县的标准。由此可以证明，唐朝在西州地区已进行了户口和土地调查，新的户籍制度已在这里运作起来了。既然西州地区和内地州县一样按唐朝律令正常的运转，那么州县有什么资格向唐廷派遣使者？既然无权利派遣使者，又何来使者并出现于《客使图》中？
    五、高昌国人民对唐统一的态度不但欢迎，而且积极。因此，宫廷画师或画工无论从政治因素，还是情感因素，都不可能为一个已经灭亡的国家树碑立传。
    《旧唐书·高昌传》记载，当麹文泰决定不惜与唐一战以确保自己偏安的时候，“先是，其国童谣云：‘高昌兵马如霜雪，汉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回手自消灭。’文泰使人捕其初唱者，不能得”。(15)这当然不是儿童的发明创造，而应是一种普遍的社会心理的反映。唐朝统一，高昌变为西州成为大唐版图中的一部分之后，与任何地方州县一样，欣然接受来自中央地区的各种信息，并且努力追随中原风气当属自然。例如，张礼臣墓出土的《(六扇)乐舞屏风》，其女乐发型、面部化妆、舞者衣着打扮等方面均显现出与长安、洛阳两地同步的流行时尚，反映出其唐朝文化的特点。也就是说，在章怀太子安葬的8世纪初，高昌地区已正式接受唐文化洗礼逾半世纪以上，当地贵族墓出土遗物已呈现首都长安发达的物质文明。其墓室绘制乐舞图像，反映了该地在唐文化正式流入后，墓葬形制也受到了唐代墓室装饰传统的影响。
    高昌出土的墓志也表明，高昌亡国之后，高昌故地居民不但欣然接受唐朝统一的现实，而且视高昌国为“伪朝”。“上元二年唐护墓志”记载其祖其父在麹氏高昌的任职时说：“祖讳谦，任伪学博士，三冬之暖，久著伪初，五柳之才，标于兹代。父讳明，任伪学博士，并门袭英风，代传文石，积善之庆，其在兹乎”。(16)张行伦墓志，甲志云：“其祖，高昌伪朝授门下司马。”乙志云：“父，余风袭善，固学靡穷，清直克彰，名驰礼阁。伪朝授太教学博士，皇朝授交河县尉。”(17)张礼臣墓志载：“祖雄，伪光武王(麹文泰)之左卫大将军、都绾曹郎中。”(18)
    既然高昌地区从平民到贵族对唐统一不但欢迎，而且欣然接受大唐文化，那么，作为宫廷画师或画工则不可能无视这种事实，使一个“胡化”的使者形象出现于唐代墓室之中。武则天时期，虽然比较开明开放，但禁忌仍然很多，收复西域和治理西域是唐朝的主要外交政策，宫廷画师或画工再有多大的胆量，也不敢与朝廷作对，为一个亡国的高昌树碑立传。
    六、从唐墓壁画写实与虚指角度来看，高昌使者的身份也值得商榷。因为，唐墓壁画中所绘的题材未必就是墓主或建墓者的意愿。如好读书、爱做学问的章怀太子李贤墓壁画中，读书、学习的图像丝毫未见；而处在母亲武则天十分猜忌的情况下，李贤在实际生活中是否可能带领几十号人马去狩猎出行(这应当是严重犯忌的事情)，也恐怕值得怀疑。因此，笔者认为，画面上的许多事情不见得是墓主人实际做过的，但在唐朝社会可能发生过，即唐墓壁画所具有的虚实性。就西壁《客使图》来说，鸿胪寺官员带领使者拜见太子是可能的，但拜见哪位太子则有可能是虚指。因为宫廷画师和画工虽然对唐廷的外交事务了解得不是很清楚，但皇室贵族接待客使却是经常之事。所以，出于对章怀太子李贤的尊敬和对其不幸遭遇的同情，绘制《客使图》接受外国客使的拜见是完全可能的。
    七、从使者往来情况来看，高昌亡国后，对于高昌使者史书已无记载。经查史料，高昌使者最后一次在史书中出现是贞观十三年(639)：高昌攻焉耆，“帝遣虞部郎中李道裕问状，复遣使入谢。”(19)此后，高昌使者在史籍中再没有出现过。所以，章怀太子不管出于何种理由，都不可能与高昌使者扯上关系。最后一种可能，章怀太子安葬时，出于某种原因，高昌使者会突然出现？但史书记载亦予以了否定。据史书记载，神龙二年(706)，遣使入朝的周边国家和民族共有五次：四月，新罗遣使贡方物。七月，林邑遣使朝贡。八月，新罗遣使贡献。十月，新罗又遣使朝贡。十二月，西突厥遣使献马五千、驼二百、牛羊十余万。(20)高昌使者还是没有出现。
    八、从使者所处的位置看，也不可能是高昌使者。唐代墓葬形制是东西对称，东壁《客使图》专家论证认为，紧随鸿胪寺官员身后的使者是新罗使者，除服饰与史料记载相似外，最重要的论点是章怀太子安葬前，新罗国与唐朝关系密切，据不完全统计，仅705-706两年间，新罗使者就5次来朝，可见其与唐朝之关系。作为装饰墓室的《客使图》，绘制新罗使者既合情理又符合历史事实。以此推论，与之位置对应的西壁《客使图》使者的宗主国，毫无疑问也应与唐朝的关系非常密切。而高昌早已亡国，史料又无使者往来的记载，因此，笔者断言，此位置的人物绝不是高昌使者。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西壁《客使图》紧随鸿胪寺官员身后的人物，绝不可能是高昌使者！那么他有可能是谁呢？
    首先，从唐代与周边国家及民族政权往来的重点看，这位客使应来自西域。据史料记载，唐朝与周边国家及民族政权的关系是多方面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无不涉及。唐朝君臣围绕“华夷同序、帝国至上”终极目标，采取多项措施发展民族关系，着力打造“天可汗”至高无上的地位和大唐帝国战无不胜的雄风。其重点是西部和北部及西南地区，对象主要有朝鲜半岛、日本、东北地区各民族、东西突厥、西域各民族及中亚、西亚各国各族政权。唐朝的东部、东北及北部地区的各少数民族、朝鲜半岛、青藏高原的吐蕃及绝域地区的东罗马、大食国家的使者，《客使图》均正涉猎，唯广大的西域地区《客使图》里没有表现，这既不符合逻辑也与史实不符。西域自古就有大量的民族生存，自从汉代张骞出使西域，开凿著名丝绸之路以后，因其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丰富的经济资源，中原王朝都非常重视，并积极经营；大唐立国之后，对西域的经营更是不遗余力。西域地区各民族、政权在积极争取唐朝支持的同时，采取多种措施发展与唐关系。“天可汗”和唐太宗陵前六十藩王像就是这段历史的最好注释。也就是说，李唐一代，与西域的关系不仅密切，而且非常重要。因此，笔者断定，这位客使应该来自西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