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口生活在城市同一空间之中，城市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城市建筑环境，以及城市经济环境、生活环境、文化环境，都需要政府进行适当的管理，以使城市在基础硬件设施和社会环境上有一个合理、科学的安排，满足人们对城市理想居住环境的追求。随着六朝至唐五代南方经济的开发和发展，南方人口渐渐增多，城市的数量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居住在城市中的居民数量激增，城市社会状况变得复杂起来，这就需要各级政府对城市进行有效的管理，才能使城市成为人们理想中的生活乐园。因此，城市管理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城市的发展状态。那么，六朝至隋唐五代，对江南城市有哪些具体的管理措施呢？
    本文所说的江南，指六朝扬州的东部地区，大致为丹阳、宣城、吴、吴兴、会稽、新安、临海、永嘉、义兴、晋陵等郡，也即中唐时期浙东、浙西、宣歙三道范围。
    一、江南城市市政管理
    江南城市城墙、城门、道路的修建，政府都有具体的建设和管理措施，城市建设必须按建筑标准来实施，用严格的要求来规范工程的质量。
    沿袭汉代的传统，东吴王朝着眼于军事和政治的考虑，奉行筑城政策。赤乌三年(240)，孙权下诏：“诸郡县治城郭，起谯楼，穿堑发渠。”①东吴在江南各地新建的城市，是普遍兴筑城垣，城墙上要筑谯楼，城外要挖护城河。建业城中的皇宫太初宫，是孙权建造，“方三百丈”，四面有周长三百丈的墙体围绕。不过，建业都城是有篱门但没有城墙的，以堆土作为城垣。东晋，都城的城墙仍是用竹篱编成，城门是用茅草做顶。南朝都城在城墙的建设上有了重大的变化，在齐建元二年(480)改土墙篱门为砖墙木门，“自晋以来，建康宫之外唯设竹篱，而有六门”，到这时才“命改立都墙”。具体做法一般认为是内夯土、外包砖壁。②
    东吴以后在各地新建造的城市，一般都是有城墙的。《咸淳毗陵志》卷3《地理三》谈到孙权为阳羡长时，于赤乌六年(243)“筑城周回一里九十步，高一丈二尺，厚称之，壕阔三丈五尺”。阳羡城虽然不大，但城墙的高度和宽度约在一丈二尺左右(约2.9米)，四周有护城河，宽三丈五尺(约8.5米)。南朝不少郡县都有城墙、城楼、壕池，城墙、壕池等是军事防御和防洪排涝工程的统一体。再如常熟县城，萧梁时建立，“因筑城，高一丈，厚四尺，周回二百二十步”。③一般县城的城墙高度应该是在一丈左右。
    至隋朝，部分州县治所新筑或改筑了城垣。如越州子城，隋开皇间进行了大规模的修建。《嘉泰会稽志》卷1《子城》记：“《旧经》云：子城周十里，东面高二丈二尺，厚四丈一尺。南面高二丈五尺，厚三丈九尺，西北二面，皆因重山以为城，不为壕堑。”子城之外又建罗城，“周回二十四里二百五十……今州城以步计之八千八百二十有八，按度地法，步三百六十为一里，举今步数总归于里，亦二十有四，余步百八十八”。罗城筑有城墙，“城东面高二丈四尺，其厚三丈。西面高二丈六尺，其厚一丈八尺。南面高二丈一尺，其厚一丈八尺。北面高二丈二尺，其厚二丈六尺。”④杭州州城始建于隋开皇十一年(591)，《乾道临安志》卷2《城社》引《九域志》云：“隋杨素创州城，周回三十六里九十步。”
    隋唐五代时期，江南地区对修筑城墙更加重视，但从具体情况来看，各个城市往往是根据本城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有的沿用旧城垣，有的新筑、增筑城垣，当然也有一些城市仍然是没有城垣的。中唐安史之乱后，江南各地兴筑、增修或扩修城垣的现象增多，一些州治城市的子城进行了加固，城墙加厚加高，而且这些城市还普遍修筑了罗城。尤其是到了晚唐五代，大部分州县治所都筑起城郭，用高高的城墙护卫着城区。当时的城墙是下宽上窄，如唐末昇州，城墙下阔三丈五尺，上阔二丈五尺。由于必须考虑城墙的牢固度，建造城墙时非常注意基础部分，夯土层是上阔上窄，渐渐收缩，这样的地基比较牢固。城墙越高，底部基础需要更宽。相对而言，城市级别高，城墙就比较高、比较厚，护城河更宽。
    在城墙和护城河的双重卫护下，人们在城市内生活和生产。城市向外联系的通道是城门。通常城墙会辟有数个城门，城门的数目并不一致，有多有少，要根据道路交通、军事防御和城市所处的地理环境决定是否开城门。不少城市为方形或近似方形的，但根据地势辟门，所以有的方向是没门的。如吴国时的铁瓮城仅有南、西二门，而西州城是扬州所在地，西晋永嘉年间修筑，东、南、西各有一门，北垣有学者推测可能有小门。一般而言，州郡级城市由于城市范围较大，所以城门较多，如隋代修的越州有九门，唐初的湖州有七门，杭州罗城城门有十座，南唐金陵有八门。县城一般以四门最为多见，如余杭、新城、武康、江阴都是四门。
    城门外接重要的交通线路，内和城内的街道相通。城市内的道路交通流量有大有小，道路的重要性就会不同，这就决定了路的宽窄也是不同的。一般而言，每个城市都会建主干道，这是全城的交通命脉，代表着全城的气魄。主干道路面较为宽阔，方向是正南北或正东西。比如六朝时期的都城建康，城内主要道路有二横四纵。南北向的道路最主要的是御街(道)，它是全城的主轴线。两横四纵的道路，构成了都城中的交通网络。一般的城市都有一至数条主干道，即使较小的县城可能都有南北或东西的主干道，有的两条主干道交叉，形成十字形。
    六朝至唐五代，江南城市十分注重城市道路的管理。环济《吴纪》谈到：“天纪二年，卫尉岑昏表修百府。自宫门至朱雀桥，夹路作府舍；又开大道，使男女异行。夹路皆筑高墙、瓦覆，或作竹藩。”⑤孙皓天纪二年(278)，吴国在建业城内大规模兴修府舍，分布在朱雀大街的两侧。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最初建业城内的街道有着严格的管理措施，大道上行走的男女是分开的。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要么街道上有一定的标志将男女分开，要么街道上有许多管理人员，监督着男女各走一边。至于这里说的夹路，主要是与皇帝有关，建高墙，上盖以瓦片，或建竹篱，主要是为了使夹路中行走的人不让普通人看到。
    六朝城市道路除了男女分道外，官民之间也得分道。宋文帝元嘉十三年(436)七月，有司奏：“御史中丞刘式之议：‘每至出行，未知制与何官分道，应有旧科。法唯称中丞专道，传诏荷信，诏唤众官，应诏者行……谓皇太子正议东储，不宜与众同例，中丞应与分道。扬州刺史、丹阳尹、建康令，并是京辇土地之主，或检校非违，或赴救水火，事应神速，不宜稽驻，亦合分道。又寻六门则为行马之内，且禁卫非违，并由二卫及领军，未详京尹、建康令门内之徒及公事，亦得与中丞分道与不？其准参旧仪。告报参详所宜分道。’听如台所上，其六门内，既非州郡县部界，则不合依门外。其尚书令、二仆射所应分道，亦悉与中丞同。”⑥这里刘式之提出的是御史中丞、京师地方行政长官和百官之间的分道出行如何规范和管理，那么可以推论出官员和百姓行走时更会分道，只是具体的管理措施今天无法知道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