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如采取修筑水利工程，筑堤以挡洪水，修河道以畅排水，避免城市被水淹没。如六朝京师建康常会有长江水涌入城内，江水倒灌入淮水，使淮水两岸居民受灾极为严重。为了防止江水涌入淮水，东吴起就在淮水两岸筑堤立栅：“横塘，按《实录》注在淮水南，近陶家渚，缘江筑长堤，谓之横塘，淮在北，接栅塘。事迹：《宫苑记》：吴大帝时，自江口沿淮筑堤，谓之横塘。”(53)沿淮水筑堤，主要还是担心淮水发大水时对京师的影响。这些堤塘以后各代都有增高加固，如梁天监九年(510)，“新作缘淮塘，北岸起石头迄东冶，南岸起后渚篱门迄三桥”，(54)元嘉十三年“东土饥”，宋文帝派扬州治中从事沈演之巡视各地。他在上表中说钱塘令刘真道、余杭令刘道锡“皆奉公恤民”，“灾水之初，余杭高堤崩溃，洪流迅激，势不可量，道锡躬先吏民，亲执板筑，塘既还立，县邑获全。经历诸县，访核名实，并为二邦之首最，治民之良宰”。(55)修筑了堤塘，保全了县城。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徐放为衢州刺史，下辖的龙丘县“有簿里溪，自南而来，百里而远。每岁山水暴涨，湊于县郛，漂泛居人，人多愁苦”。徐放“周视再三，乃建石堤。爰开水道，遏奔注，远邑居。度工计财，所费盖寡。千古之患，一朝而除”。(56)武宗会昌末年，李播为杭州刺史，三次上书朝廷，因为“涛坏人居不一”，钱塘江水冲毁了江边的民居，所以朝廷下诏“与钱二千万，筑长堤，以为数十年计，人益安喜”。(57)吴越国时，“钱塘江旧日海潮逼州城”，吴越王钱鏐于开平四年(910)八月“始筑捍海塘”，“复建候潮、通江等城门”，“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焉”。(58)就是因为海塘修建后，杭州城才得以不断发展，城市规模不断拓展。
    上述这些政府主动实施的措施，虽然有的是灾后的救助，是应急性的，但也有很多是主动的干预，修筑水利工程，或筑塘堤、海堤，对城市的安全所起作用巨大，影响深远。
    三、城市市场管理
    江南城市都设有一个或几个市场，这是城市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市场从设立开始，就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并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渐渐趋于完善。六朝至唐五代的市场管理，基本上是继承了秦汉以来有关的法令法规，并有所改造。作为州、郡、县城中最高行政长官的刺史、郡守、县令，他们是城市的最高管理者，必须对市场的运行负责，要关注市场的繁荣，维护商品经营的正常秩序。其次，县一级的官员中，负责治安的县尉也常常会进入市场领导治安工作。
    东吴都城建业设市。为加强对商业的管理，由司市中郎将具体负责市场。凤皇二年(273)，陈声为司市中郎将，“(孙)皓爱妾或使人至市劫夺百姓财物，司市中郎将陈声，素皓幸臣也，恃皓宠遇，绳之以法”。(59)孙皓爱妾派人到市场上抢夺百姓财物，结果被陈声杀了，因为陈声要维持市场的秩序。此外，维持市场治安的另一官员叫市刺奸，孙权时潘璋曾任“吴大市刺奸，盗贼断绝，由是知名”。(60)
    东晋南朝，政府都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市场。从现有资料来看，管理市场的官员为市令，有时也称市长。(61)市令是市场的管理者，主管交易上的纠纷。市令下属，有市吏、录事等官员。由于传统社会对商业的偏见，市令地位历来较低。如陈朝阳惠朗为大市令，虽“有吏能”，但“家本小吏”。陈后主即位，“朝廷以(章)华素无伐阅，竞排诋之，乃除大市令”。(62)建康的大市管理者就是大市令，由于章华不是出身门阀，所以担任的是一般士人都不太愿意担任的市令。(63)不过市场管理有较大的难度，市令还是要有相当高的能力：“司市之要，自昔所难。顷来此役，不由才举，并条其重资，许以贾衒，前人增估求侠，后人加税请代，如此轮回，终何纪极。”(64)
    唐代州县市均设有专门的管理官员。上州有“市令一人，从九品上。丞一人，佐一人，史二人，帅三人，仓督二人”。中州和下州人数略减。县市也有相应的官员，如上县“市令一人，佐、史各一人，帅一人”。(65)文宗大中五年颁敕：“中县户满三千已上，置市令一人，史二人。其不满三千户已上者，并不得置市官。治要路须置，旧来交易繁者，听依三千户法置，仍申省。诸县在州郭下，并置市官。”(66)政府对市令的人选还有一定的规范，如县的市令要“州选”，“县市令不得用当县人”，(67)以免营私舞弊。天宝初，“会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市胥吏姓杨，大族子也，家甚富……”(68)据此知道根据规定越州市内是有专门官员进行商业管理的，而且据这个杨姓市吏是大族子且家里十分富裕来看，唐代管理市场的官员可能多是经济比较富裕者。路随为润州参军时，与观察使李錡不合，李錡“使知市事”。(69)
    市场官员的主要职责应该是维持市场秩序，保证商业贸易的正常进行。东晋时，会稽内史王彪之对山阴市进行检校，发现“多不如法，或店肆错乱，或商估没漏。假冒豪强之名，拥护贸易之利，凌践平弱之人，专固要害之处”，(70)于是对市场进行管理。从这段话看，王彪之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管理的：一是店肆排列错乱，不够整齐。二是故意偷逃税款，少报经营货物的数量。三是强卖强买，欺负贫弱百姓。晋简文帝《移市教》说：“日中总会，交贸迁移，虽樊无外取，要得所求，而旗亭旧体，自有常处，不容近违孔奋，远逐曹参，正恐旧肆盈虚，或成雕废。”(71)他解释移市的原因，是因为“旧肆盈虚，或成雕废”，既然店肆出了问题，没有办法正常交易，只能移市了。
    市场官员必须将市场置于严密的控制之下，严格按政府规定的开市、罢市时间决定市场的经营时间。大都市的商业活动，理论上必须在白天进行，“市当以午时击鼓二百下而众大会，日入前七刻击钲三百下散”。(72)不过，一般的州县市就不一定非得遵守日中为市的规定，因为《周礼》说过：“大市，日中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贾为主。”要看经营的货物内容，如果纯粹是柴米油盐酱醋蔬菜之类的，一般是早市，而买卖高档奢侈品可能有太阳的时候比较合适，能观察得更为仔细。对江南广大地区来说，市场肯定是从早晨就已开启。《太平御览》卷739引《风俗通》说：“俗说市买者当清旦而行，日中交易所有，夕时便罢。”意谓一清早就能到市场去看货。当然，人们不可能真的会等到日中才交易，看货并不需要半天的时间，因此开市的时间似乎应该就是开启城门后的不久。六朝以后，江南早市比较流行，进入市场的人数较多，货流量也大，交易活动在中午达到顶峰，故又称为日市。萧梁时庾肩吾《看放市诗》：云“旗亭出御道，游目暂回车。既非随舞鹤，聊思索枯鱼。悬龟识季主，榜酒见相如。日中人已合，黄昏故未疏。”(73)这个建康的市，在中午时入市者人头攒动，一直到黄昏还没有散去的意思。武则天久视元年(700)，越州有祖录事，“早出，见担鹅向市中者。”(74)越州市早晨就已开市。
    市场的官员还要管理交易的价格和货物重量。南齐时，少府卿是一个重要的官职，“掌管市易，与民交关，有吏能者皆更此职”。毛惠素为少府卿时，齐武帝“敕市铜官碧青一千二百斤供御画，用钱六十万。有谗惠素纳利者，世祖怒，敕尚书评贾，贵二十八万余，有司奏之，伏诛”。(75)市场上的价格有高低，但毛惠素所购的价格与市场价相去太远，所以断定他贪污了20万。这里告诉了我们市场上的价格一般是相对稳定的，应该与市场对交易商品的价格限定是有一定关系的。另外，由于市场上存在着弄虚作假、短斤缺两的现象，设置标准衡器，为买卖双方提供重量标准，是一条十分必要的维持商业秩序的措施，是调解市场纠纷的有效方法。吴兴太守王敬则“入乌程，从市过，见屠肉枅”，(76)即屠家秤肉用的挂秤衡木，这种秤应是经过市场官员检查过，符合标准的。
    市场官员还必须征收市税。晋朝时，侍御史下辖十三曹，“及江左初，省课第曹，置库曹，掌厩马牛市租”。(77)说明侍御史的工作一部分就是管理市场上动物买卖的交易税。六朝政府在南市、北市、大市等市场向商人收税。市场征税，是否从设市之初就已开始，还很难说，但东晋时已经征收。(78)宋武帝永初元年(420)，“以市税繁苦，优量减降”。(79)也就是说，南朝建立前，东晋的市税就已经比较繁重，宋武帝不过是在东晋的基础减少而已。文帝元嘉十七年诏曰：“又州郡估税，所在市调，多有烦刻。……自今咸依法令，务尽优允。”(80)说明当时的州县是有估税的，可以按商品交易量征收一定的税额；又有市调，应该也是一种类似于商税的交税或交物的办法，而这都是政府有关部门对城市经济的管理工作。在征税的过程中，梁朝市场管理部门征税过于刻剥：“顷市司驱扇，租估过刻，吹毛求瑕，廉察相继，被以小罪，责以重备。”(81)陈武帝太建五年(573)十一月说：“有无交货，不责市估。”曾提出不收市税，不过是根本做不到的。陈朝“以旧制军人士人，二品清官，并无关市之税”。陈后主时，“并责关市之估，而又增重其旧。于是以阳惠朗为太市令，暨慧景为尚书金、仓都令史。二人家本小吏，考校簿领，毫厘不差，纠谪严急，百姓嗟怨。而客卿居舍人，总以督之，每岁所入，过于常格数十倍”。(82)可知士人、军人以及二品清官经商免税，一般商人是要纳税的，市令具体负责税额。我们看到，六朝开始，政府利用自己的权力对城市的经济不断地进行干预，进行管理，使城市经济的发展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
    进出市场的人数众多，所以市场常被作为刑场，对市场官员来说，维持刑场秩序也是他们的职责之一。市场一般设在政府机构的附近，将犯人斩首于市中，能起到威吓和教育人们的作用。如齐末孙文明作乱，为官军打败，“官军捕文明斩于东市”。(83)行刑时的秩序，应该与市场官员有关。如《宋书》云：“申坦坐法当弃市，群臣为请莫得，将行刑，始兴公沈庆之入市抱坦恸哭，曰：‘卿无罪，为朝廷所枉诛，我入市亦当不久！’市官以白上，乃原生命，系上方，寻被宥。”(84)刑场上发生什么问题，市官须向上级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