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对城市宗教信仰，也常有措施加以引导和管理。如南朝永初二年(421)，宋武帝谈到江南淫祀时说：“淫祠惑民惠财，前典所绝，可并下在所，除诸房庙，其先贤及以勋德立祠者，不在此例。”(112)淫祀就是国家并不认可的众神信仰，因为不符合国家的宗教政策，所祀的对象在国家认为可以祭祀者之外。陈后主太建十四年(582)，亦有诏书称：“僧尼道士，挟邪左道，不依经律，民间淫祀祆书诸珍怪事，详为条制，并皆禁绝。”(113)政府力求改变这种现状。到了唐代中期，有一些江南地方官员曾对淫祀进行打击。德宗贞元间，于頔为苏州刺史，“吴俗事鬼，頔疾其淫祀废生业，神宇皆撤去，唯吴太伯、伍员等三数庙存焉。”(114)穆宗时李德裕为浙西观察使：“凡旧俗之害民者，悉革其弊。江、岭之间信巫祝，惑鬼怪……属郡祠庙，按方志前代名臣贤后则祠之，四郡之内，除淫祠一千一十所。”(115)
    唐五代江南城市中的佛教兴衰，可以肯定是和六朝隋唐政府推行的佛教政策有一定的关系。六朝以后，帝王、官员们凭借着他们的权力，常常拨款维修、兴建寺庙。吏部侍郎齐浣采访江东，见丹徒天乡寺“殿宇倾圮”，“率同心愿善缮理”，进行维修。(116)大历年间，湖州刺史萧定“创建佛室，造三世佛及诸功德等铭”。(117)不过政府也会实施抑佛教发展的政策，如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韩滉为浙江东西都团练观察使和镇海军节度使，他曾“毁撤上元县佛寺道观四十余所”，并“以佛殿材于石头城缮置馆第数十”。(118)韩滉毁拆寺庙，在江南地区造成一定影响。贞元六年(790)，杭州法钦禅师从长安回来后，“州牧王颜请出州治龙兴寺净院安置，婉避韩滉之废毁山房也”。(119)尽管法钦在京师时，相国裴度、陈少游等执弟子之礼，但权掌一方的韩滉在自己的辖区内实行抑佛，和中央政府采取并不一致的策略。韩滉的下属王颜不想和自己的长官相左，只能采取变通的办法。再如会昌五年灭佛，唐武宗规定各州不得有寺，并派御史巡行天下，检查灭佛工作，“御史乘驿未出关，天下寺至于屋基耕而刓之”。(120)江南地区忠实地执行了政府命令。杭州拆毁了许多寺庙，用拆下来的材料造了南亭。湖州乌程县法华寺，“会昌中诏毁佛寺，此寺随废”。(121)常州修善寺、宝云寺、开法寺，无锡的慧山寺、祗陀寺、静教寺，义兴县的法藏寺、善卷寺、慧明寺等均在会昌中拆毁。宣宗即位后，一反会昌之政，继续扶持佛教，江南地区开始了恢复工作。大中六年(853)，杭州刺史刘彦“首命剃染，重盛禅林”。(122)宗彻禅师到杭州，刘彦“慕其道，立精舍于府西，号罗汉院”。(123)
    通过我们对六朝至唐五代政府在市政、治安和救灾、市场、公共事务等数方面管理举措的考察，可以看到政府对各级城市的管理是十分严格的。这些管理措施，对城市的发展有很多有利的因素，如城市的形制、治安、救灾措施、市场商贸、城市物资供应、城市文化和宗教的发展等方面，使得城市规范有序，确保了城市渐渐地向前发展，成为一地的政治和经济、文化中心。不过我们同时也应看到，政府过多的管理措施，使城市严格地按照政府允许的尺度，才能发生一些变化，因此总体上说江南城市的发展幅度十分有限，自六朝至唐朝，城市并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变化，城市的发展是缓慢的渐进式的。政府对江南城市的管理，既有值得肯定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对江南城市的发展有很大抑制作用。
    ①《三国志》卷47《吴书·吴主传二》。
    ②卢海鸣：《六朝都城》，南京出版社2002年版，第29页；贺云翱：《六朝瓦当与六朝都城》，文物出版社2005年版，第123页。
    ③凌万顷：《淳祐玉峰志》卷上《城社》，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055页。
    ④施宿：《嘉泰会稽志》卷1《城郭》，宋元方志丛刊本，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6724页。
    ⑤(36)(61)(73)徐坚：《初学记》，京华出版社2000年版，第319、449、325、324页。
    ⑥(22)(24)《宋书》卷15《礼志二》。
    ⑦《南史》卷56《吕僧珍传》。
    ⑧(76)《南史》卷45《王敬则传》。
    ⑨《南史》卷59《王僧孺传》。
    ⑩《南史》卷73《乐颐之传附乐预传》。
    (11)《宋书》卷76《王玄谟传》。
    (12)《陈书》卷18《沈众传》。
    (13)《陈书》卷5《宣帝纪》。
    (14)《南齐书》卷32《王延之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