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城市公共事务管理
    城市公共事务的各个方面，政府都要进行管理。政府在行政、民政等方面，要统计户口、编写户籍、断定户等、征收赋税、征派徭役、规范市场经营、提升学校教育质量、限制宗教信仰。各级行政长官都有相应的职权范围。
    经济是一个城市的发展基础，因而政府常会主动出面进行干预，如征收过境税和商税就是经济管理的重要内容。六朝时，在建康城外的重要地点征收杂税：“西有石头津，东有方山津，各主津主一人……以检察禁物及亡叛者，荻炭鱼薪之类出津者，并十分税一以入官。”(85)城市的经济活动对外有较大的辐射作用，各种商品物资从外地运进，或者从城市中运出，在主要的运输通道关口设立专门的官员征收杂税，是政府管理城市经济的重要一环。这种对城市经济的管理，后代也有仿效。唐代州城中的士曹、司士参军，“掌津梁、舟车、舍宅、百工众艺之事，启塞必从其时，役使不夺其力。……致瑰异之货以备国用，是以官无禁利，人无稽市”。(86)士曹就是主管一州内的津梁山泽，主管着城市四周的经济。再如苏轼《东坡志林》卷2《寿禅师放生》称，延寿任杭州北郭税务专知官时，“每见鱼虾，辄买放生，以是破家，后遂盗官钱为放生之用”。延寿在杭州北郭为税务专知官，其征收的可能也是关津税，应当与六朝大体相同。
    政府要出面管理城市的物资供应。江南各地的粮食要供应京师，地方守宰将粮食征调、集中，部分就地存储，部分运输到京师。六朝时往建康运，而唐朝往中原和关中地区运送。国家设置了专门人员负责催督租调，经办上供中央的赋税。一般而言，中央政府所在地消费的粮食数量较大，比如六朝的都城建康，因为是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聚集了大量的人口，必须大量积聚粮食，因而赋税由县转送到州郡，再运到建康。《陈书》卷21《孔奂传》：“齐遣东方老、萧轨等来寇，军至后湖，都邑骚扰，又四方壅隔，粮运不继，三军取给，唯在京师，乃除奂为贞威将军、建康令。”如果地方粮食无法运送到建康，粮食供应就不能保证。
    京师和州郡一般都设有仓库。如孙吴曾在太初宫东北的建平园内设粮仓，亦称仓城。州郡将粮食布帛等物资集中，再往中央传送。各郡县都有官仓，如余姚县仓有米近十万斛，“仓督监耗盗官米，动以万计，……近检校诸县，无不皆尔。余姚近十万斛，重敛以资奸吏，令国用空乏，良可叹也”。(87)东晋太和年间(366-371)，会稽郡城火灾，烧数千家，延及山阴仓米数百万斛，炎烟蔽天，不可扑灭。说明郡城中有仓库，郡政府都设仓储备粮食。再如南朝刘宋时，吴喜军至义乡，吴兴太守王昙生等人焚烧仓库，东奔钱塘，不过后来“喜至吴兴，顿置郡城，仓廪遇雨不然，无所损失”。(88)钱塘县的钱塘仓是都城建康之外用以储备粮食的三大粮仓之一，“在外有豫章仓、钓矶仓、钱塘仓，并是大贮备之处。自余诸州郡台传，亦各有仓”。(89)如果地方郡县城内缺少粮食，有时会从京师调拨。东晋“元帝太兴二年六月，吴郡米庑无故自坏”。(90)这里的米庑，就是米仓。至于唐代，地方上也有仓库。如《唐六典》卷30“府州官仓曹司仓参军”条云：“每岁据青苗征税，亩别二升，以为义仓，以备凶年。”当时规定：“诸州水旱，皆待奏报，然后赈给。”(91)江南各州郡县这些仓库里的粮食，有相当一部分会流入城市之中。如刘宋文帝元嘉二十年，“诸州郡水旱伤稼，人大饥，遣使开仓赈恤”。宋孝武大明元年春正月庚午，“都下雨水。辛未，遣使检行，赐以樵米”。七年，“浙江东诸郡大旱，遣使开仓赈恤”。(92)设在各州郡的仓库，赈恤救灾时，会将一部分粮食分发给城市中的灾民。
    政府明白城市粮食全靠官方调拨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所以对粮食的商业流通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加以保护，希望能保障粮食供应的安全。宋文帝元嘉中，三吴水潦，谷贵人饥，彭城王义康让大家讨论怎样解决。刘亮认为：“东土灾荒，民凋谷踊，富民蓄米，日成其价。宜班下所在，隐其虚实，令积蓄之家，听留一年储，余皆勒使粜货，为制平价，此所谓常道行于百世，权宜用于一时也。又缘淮岁丰，邑富地穰，麦既已登，黍粟行就，可析其估赋，仍就交市，三吴饥民，即以贷给，使强壮转运，以赡老弱。”(93)他强调政府要采取强有力的手段，保证粮食正常交易。一些富商乘机囤积居奇，政府应下令“积蓄之家”出卖余粮，以平抑物价。如果“交市”顺畅，三吴饥民就不会再受饥荒之苦了。有的地方发生灾荒缺粮，政府就要设法使商路畅通。宋大明八年发生旱灾，宋孝武帝下诏说：“东境去岁不稔，宜广商货。远近贩鬻米粟者，可停道中杂税。其以杖自防，悉忽禁。”(94)通过减免粮食商运过程中的税收，对粮商给政策性的照顾，以保证粮食流通。同时政府同意商人拿武器自我保护。实际上政府已认识到粮食供应，应该由官私共同努力才能确保。
    米价下跌了，政府甚至会从市场上购买粮食，使粮价不至于大跌。如齐武帝永明中，天下米谷布帛贱，政府遂打算设立常平仓，“市积为储”。永明六年(488)，“诏出上库钱五千万，于京师市米，买丝绵纹绢布。扬州出钱千九百一十万，南徐州二百万，各于郡所市籴”。(95)这其实是政府出手干涉粮食市场的一种措施，是政府出面保护市场。宣州出产大米，但宣州生产的粮食不够，必须依靠相邻的州县。唐元和初年，路应为宣歙池观察使，“至则出仓米，下其估半以廪饥人”，说明宣州市场上一度无米可售，只能用平时囤在仓库里的租米半价卖给百姓。卢坦任职宣州后，“江淮大旱，米价日长，或说节其价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狭谷不足，皆他州来，若制其价，则商不来矣。价虽贱，如无谷何？’后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来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于市以平其直，人赖以生”。(96)
    政府也有许多举措对城市文化进行管理。如政府对城市发展教育有较为深刻的认识。孙吴在中央设博士祭酒主管全国教育，景帝孙休在永安元年(258)下诏说：“古者建国，教学为先，所以道世治性，为时养器也。”又说：“其案古置学官，立五经博士，核取应选，加其宠禄。科见吏之中及将吏子弟有志好者，各令就业。”他令将吏子弟入学，一年一考核，学习成绩优秀的，“差其品第，加以位赏”。(97)江南素来是没有官方教育的，从这时起建立了系统的学校制度。东晋中央选拔官秩达二千石的公卿子弟百人为学生，并建造了校舍155间。(98)太元十年(385)二月，又立国子学。刘宋立国后，刘裕于永初三年(422)颁布兴学诏，广延胄子，选备儒官。元嘉二十七年，因战争罢国子学。至孝武帝大明五年，下令“来岁可修葺庠序，旌延国胄”。(99)齐朝建立后，萧道成建元四年(482)正月下诏立国学，学生员额为150人。(100)齐武帝时又下诏办学，《南齐书》卷9《礼志上》云：“永明三年正月，诏立学，创立堂宇，召公卿子弟下及员外郎之胤，凡置生二百人。”以尚书令王俭为国子祭酒，“由是家寻礼教，人诵儒书，执卷欣欣，此焉弥盛”。梁天监七年(508)，武帝下令兴修国子学，设国子博士。他下诏说：“建国君民，立教为首。……宜大启庠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101)陈朝天嘉元年(560)，吴兴人沈不害上书，说：“立人建国，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学。”他提出“选公卿门子，皆入于学”，使“助教、博士，朝夕讲肄”，“如切如磋”，讲授儒教。这一建议为陈文帝接受，下诏书“依事施行”，并且迁沈不害为国子博士。(102)
    东晋以后，江南城市中都有官办的各级学校，大多是由各地太守和名士们兴办的。地方学校并无定制，一般都是各级长官个人创办的。东晋在州级机关设典学从事、劝学从事，郡国置文学掾，县设校官掾。江南城市中有不少官办的学校，如范汪为东阳太守，“在郡大兴学校，甚有惠政”。(103)再如东晋太宁初，“立永嘉郡学于华盖山麓”。(104)东晋义熙八年(412)，孔靖为会稽内史，“修饰学校，督课诵习”，(105)东晋多位永嘉太守，均以“助人伦、成教化”作为施政的最高追求。如以文辞优美见长的丘迟，在永嘉任太守期间著有《永嘉郡教》一篇，(106)对之前永嘉不重教育进行批评，但反过来足见他对永嘉教育十分重视，同时也透露出了官员对永嘉城内学校教学的关注。
    江南部分县城中的学校，都是地方官员兴办的结果。范宁出任余杭县令，在县府所在地设立学校：“在县兴学校，养生徒，洁己修礼，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期年之后，风化大行。自中兴已来，崇学敦教，未有如宁者也。”(107)他主张办学应当“精加督励，严其师训，举善黜违”，从而来改变“国学开建，弥历年载，讲诵之音靡闻，考课之绩不著”的局面。(108)从隋朝开始，江南有部分县开始设有学校。唐初以后，县城中设立学校的日渐增多，并不断扩大办学规模，具有了固定的学校制度。唐代中期，曾在润州的江宁县设学。《唐语林》卷2载：“韩晋公治《左氏》，浙江东西道制节……在军中撰《左氏通例》一卷，刻石于金陵府学。”韩滉唐德宗建中年间任浙江东西道观察使，这里指称的金陵府学其实就是江宁县学。由于建中年间已有县学，估计学校设立的时间可能较早。此外如润州句容的县学设立于开元十一年(723)，地点在县衙之东。(109)苏州昆山县建于梁大同年间，隋初被废。原在县府东南七十五步的文宣王庙，庙堂的后半部就是教室。唐代宗大历九年(774)，太原人王纲以大理司直兼县令来到昆山上任，开始兴修县学。学校开学后，远近儿童少年前来学习的不计其数，“如归市焉”。从此以后，昆山地区的老百姓都争着将子女送到学校学习，“其不被儒服而行莫不耻焉”。(110)也就是说，社会风气随着学校的恢复和发展大有改观。昆山县学唐末黄巢之乱被废，至北宋雍熙间才重又建立。(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