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汉族耳饰文化之比较研究
    (一)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耳饰材质之比较
    从汉魏时期北方民族地区出土的耳饰材质来看，以金银质及黄金嵌宝者为多，玉耳饰比较罕见，虽然在这些地区玉质的饰品也偶有所见，但基本属于从中原传入的物品或因素。这一点和中原农耕地区在汉魏时期首饰材质选择上首选玉质有着鲜明的区别。
    以玉为美是中原农耕民族自原始社会以来一直沿袭下来的传统，从中国已知出现最早的玉装饰品--玉玦，及随之出现的大量玉璜、玉环、玉瑗、玉佩等等，到汉代在中原地区广泛出现的玉耳珰，玉器在唐以前一直是中原汉族地区人体妆饰品的主流。而对黄金饰品的推崇，在中原是经过十六国、南北朝阶段北方游牧民族的冲击，在长期的民族错居之后，再加上隋唐统治者本身拥有部分的鲜卑血统，使得当时的中原大地胡风盛行，在文化上广收博取、海纳百川，因此，到了隋唐阶段，金银首饰才开始在中原的上层社会逐渐普及。
    但在古代中国北方以畜牧业为主业的游牧民族地区，在选择人体妆饰品的材料上却是对贵金属材质情有独钟。从大体相当于夏朝的朱开沟早期遗存发现迄今所知最早的青铜耳饰开始，到河西走廊四坝文化发现的中国已知最早的金首饰--金鼻饮和金耳环，及随后而来的以匈奴文化为代表的广大北方草原游牧集团，几乎都以黄金作为制作首饰的首选材料。从而从西北地区-东北地区的北方长城沿线地带，划出一条“黄金与美玉的文化交界线”[24]。
    在首饰材质的选择上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区别，主要是与农耕民族和畜牧民族不同的生产生活方式导致的文化差异有直接的关系。农耕地区由于具有较优厚的自然环境，因此人民定居生活，聚族而居，自给自足，平和富足，人口繁密，这就使得如何和谐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而中国古人认为处理人际关系，维持社会稳定的最好方法不是通过血腥的战争或者严酷的刑法，而是追求对人的道德教化，使人心良善，知道耻辱而无奸邪之心，通过追求个体内在的和谐从而达成整个社会的和谐。因此中国在先秦时期就发展出了成熟的礼文化，周公制礼作乐，完备了前代的典章制度，发展到了“郁郁乎文哉”的程度，连孔子都赞叹不已，宣称“吾从周”，礼与仁义遂也成为了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的核心，并最终成为中国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而浸淫其中的中国人的妆饰观念自然也脱离不开礼文化的影响。玉，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美石，就逐渐被打上了礼的烙印，成为了中原农耕文化下君子品格的象征，使得“古之君子必佩玉”。在中国古代的传统文献中，有关人体的佩玉被分为“德佩”和“事佩”两类，妆饰的功能却没有被提及，这和中原古人赋予玉的强烈的社会属性有直接的关系。
    而游牧文化则有很大差别，牧人逐水草而居，居无定所，人口稀少，很难形成聚落，因此，和谐地处理人际关系就变得并不是那么重要。相反，其最大的问题就是生产不稳定，一旦遇上自然灾害造成牲畜的大量死亡，就意味着生存的危机。每到此境，游牧民族只能为了生存而劫掠，因此，游牧民族以追求财富为目标的侵略性格成为了其独树一帜的文化特征。因此，游牧民族领袖的地位往往不是靠礼制纲常确立的，而是凭借其所拥有财富的多少确立的。黄金由于其稀缺性和其如阳光般耀眼的光芒，成为了财富最好的象征。
    比较黄金和美玉这两种不同的材质，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两个不同文化集团的性格差异。玉石温润，象征君子的仁厚，黄金璀璨，象征牧人的豪放；玉石来自天成，可遇而不可求，象征农人的顺天承命及追求天趣、天巧的美学趣味，黄金需要人工冶炼，是一种有价的财富，象征着牧人比较务实的作风和直接外向的性格；玉石坚固，千秋如对，体现了中原古人对超越短暂生命的渴望，黄金易折，可以反复熔铸，款式常新，则体现了牧人对当下生活的进取及其历史积淀的相对脆弱。
    (二)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汉族耳饰佩戴习俗之比较
    从汉魏时期北方民族耳饰佩戴情况来看，男性和女性均有佩戴，甚至在某些墓葬中，男性佩戴的比例还要高于女性。例如前文提到的辽宁朝阳王子坟山发掘的两晋鲜卑族墓葬、辽宁省西丰县西岔沟西汉墓地、辽宁朝阳北票喇嘛洞墓地等出土的耳饰均位于男性墓内。这一点也和中原汉族有很大差异。中原汉族的男性步入先秦之后就不再穿耳戴饰了，而汉族女性普遍佩戴耳饰则要从宋代才开始，其主要源于儒家与道家所共同倡导的身体全形观。
    儒家经典十三经之一的《孝经》开篇即说：“子曰：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即遵从孝道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保持父母所给予的这具肉身的全部自然形态，即使是头发也不允许随意剪去，更不要说随意破损肉体了，这其中就包括对穿耳的反对。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的观点也很有代表性，其以自然无为为本，“法天贵真”，推崇天然美，赞赏“大巧若拙”、“大朴不雕”，以个体人格和生命的自由为最高的美，提倡“全德全形”为女性美的最高境界。《庄子·天地》曰：“执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其中“形全”便是指在形体上保持完整，反对雕饰。《庄子·德充符》曰：“天子之诸御，不爪翦，不穿耳”，成玄英疏：“夫帝王宫闱，拣择御女，穿耳翦爪，恐伤其形。”郭庆藩集释：“家世父曰：不爪剪，不穿耳，谓不加饰而后本质见。”认为穿耳是会破坏身体的“全形”，从而失去了天然美。郭沫若《金文丛考》据此认为：“爪翦穿耳者不得御于天子，乃以为非礼。天子者宗周盛时之王，此尤足证女子穿耳之习必在周室衰微以后见重于世。”他的意思是说，穿耳之俗在史前是十分普遍的，周时，随着礼教制度的加强，中原人开始鄙视这种风俗，并且形成根深蒂固的观念。“礼崩乐坏”的春秋战国之后，此俗才又略有抬头，但穿耳带环依然被认为“乃贱者之事”②，是“蛮夷所为”③，在中原上层社会中并不流行。
    少数民族和异域民族并不受中原身体全形观念的约束，因此一直保持着穿耳戴环的习俗。这在史籍中有很多记载，例如《后汉书·东夷》：“会稽海外有东鯷人，人皆髡发穿耳，女人不穿耳。”《南史·夷貊上》：“穿耳贯小环……自林邑、扶南诸国皆然也。”《北史·列传第八十三》：“赤土国，扶南之别种……其俗，皆穿耳翦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新唐书·西域》：“中天竺……男子穿耳垂珰，或悬金，耳缓者为上类。”《旧唐书·西南蛮·婆利》：“婆利国，在林邑东南海中洲上……其人皆黑色，穿耳附珰。”《旧唐书·泥婆罗》：“泥婆罗国，在吐蕃西。其俗翦发与眉齐，穿耳，揎以竹筩牛角，缀至肩者以为姣丽。”《卫藏图识》：“西藏妇女耳带金银镶绿松石坠，下连珍珠珊瑚串，长六七寸，垂两肩……巴塘番妇，耳贯哪咙大圈聚红珠于下，复以线缚于耳。”④可见佩戴耳饰之俗，在中国东南西北边地的少数民族中皆有流行，且不分男女，都可戴之。北方游牧民族自然也不例外。
    游牧民族不分男女均喜爱佩戴耳饰，当然也包括除耳饰之外的其他金银饰品和金嵌宝饰品。但总体来讲，从汉魏及先秦的考古发现来看，耳饰始终是占北方游牧民族出土首饰的大宗。这可能和北方民族穿着比较厚重，唯有耳饰比较容易显露于外有关。游牧民族佩戴耳饰不分男女，这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所导致的首饰观念有关。因为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生活动荡不定，因此，对于游牧民族来说，储存财富的方式就和定居民族非常不同。定居民族储存财富的方式主要依靠采买田地，修建房屋，购买古玩字画，储存金银货币为主。但游牧民族由于需要经常迁徙，因此其财富必须要以方便移动的方式来进行携带，其中最主要的部分就是牛羊和戴在身上的金银珠宝首饰。日积月累，首饰和牛羊便成了一个家庭财富的象征。由于首饰在这里的装饰作用是其次的，储存财富的作用是主要的，因此，对于家庭财富的主要创造者--男性来说，自然也就成为了承载财富的主体。因此，汉魏时期游牧民族地区出土的耳饰，不仅不限男女，而且男性佩戴的比重甚至要更大就很自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