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为南诏与吐蕃的冲突出现在8世纪70年代中期的学者，其依据除此传记外，汉文史料主要为两条。一是《新唐书·吐蕃传》载：“吐蕃不得志，入掠黎、雅，于是剑南兵合南诏与战，破之，擒大笼官论器然。”⑧二是《册府元龟》载：“奏吐蕃寇黎、雅两州，大破之，会南蛮阁罗凤来援，于望汉城生擒吐蕃大笼官论器然。”⑨两书所记为同一事，时间为唐大历十一年，即公元776年。前引佐藤长的看法是，汉文史籍中的这一记载与赤松德赞传记所记“相互关联”，也就是认定南诏之所以与唐军联合打击吐蕃，是因为南诏已反叛，或南诏与唐联合打击吐蕃，就是其反叛的具体行动。如果这两条汉文史料是可靠的，那么此意见是正确的，传记中所记载的南诏与吐蕃的冲突，也就可以认定发生在阁罗凤在位的晚期。但是，这两条史料的可靠性颇值得怀疑。王忠先生在全面分析前后几年汉文史籍相关记载后认为，《新唐书·吐蕃传》“‘剑南兵合南诏’之语当误”。⑩那么，《册府元龟》的记载也“当误”了。分析《新唐书·南诏传》及下文《资治通鉴》中大历十一年的相关记载，这两条记载本身的确存在问题，因为不论从唐、吐蕃、南诏三者的关系看，还是唐、吐蕃大的战略决策来看，8世纪70年代中期并没有出现大的变化，其他汉文史籍也没有相关记载。更重要的是，从汉文史籍记载看，南诏在此年前后常与吐蕃一起攻蜀。这两条史料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显然不能以此为据去判断赤松德赞相关记载的时间。
    除了将“招抚于阗”解释为控制于阗全境并以其时间为依据外，认为南诏与吐蕃在结盟期间发生激烈冲突的时间在8世纪90年代的学者，也举出了汉文史籍中的两条材料，并认为与赤松德赞传记中相关记载吻合：
    韦皋比年致书招云南王异牟寻，终未获报，然吐蕃每发云南兵，云南与之益少。皋知异牟寻心附于唐，讨击副使段忠义，本阁罗凤使者也。六月，丙申，皋遣忠义还云南，并致书敦谕之。(11)
    吐蕃知韦皋使者在云南，遣使让之。云南王异牟寻绐之曰：“唐使，本蛮也，皋听其归耳，无他谋也。”因执以送吐蕃。吐蕃多取其大臣之子为质，云南愈怨。(12)
    认为南诏与吐蕃这场冲突发生在此时的学者认为，根据赤松德赞传记所记并结合汉文史籍记载，南诏与吐蕃双方战于岩山之巅，吐蕃斩杀南诏多人并俘获段忠义及大小官员一百多人。尽管也指出汉文史籍与吐蕃史古藏文写卷具体记载有所不同，是“执送”、“取为质”，还是战场上俘获，“孰是孰非尚有待于深入探讨”，但肯定赤松德赞传记中所记俘获的南诏最高官员即是汉文史籍记载的回南诏的段忠义。(13)汉文史籍除《资治通鉴》外，《旧唐书·南诏蛮传》记唐使贞元七年至云南事，但未记段忠义名。(14)另，樊绰《云南志》卷10所录异牟寻誓文中，也提到段忠义回南诏送皇帝敕书并招谕一事，(15)但没有进一步的记载。需要注意的是，段忠义在唐为讨击副使，原为阁罗凤时期南诏派往唐的使者。在赤松德赞传记中，冲突之后俘获的南诏最高官员是spyan chen po，汉文对音即悉编掣逋。《新唐书·吐蕃传》载：“其官有……都护一人，曰悉编掣逋。”(16)据此记载，唐人是将spyan chen po与都护对应。有学者认为，担任这一职务者应是管理被吐蕃征服的周边地区或部族的首领，或吐蕃将周边部族政权军政首领也称作spyan chen po。(17)将此传记中的南诏spyan chen po译作“都护”是按唐人的译法，译作“副都护”也可，但将spyan chen po与“讨击副使”对应，并将传记中的悉编掣逋肯定为段忠义，可能就存在问题了。这是因为：其一，讨击副使是唐的官职，并非南诏官职；其二，段忠义地位并不高，既非管理南诏的首领，也非南诏的军政首领；其三，段忠义赴南诏的任务在异牟寻誓文中讲得非常清楚，《资治通鉴》记异牟寻答复吐蕃时也称其为“唐使”，这表明其不可能率领反叛的南诏军队与吐蕃作战。因此，赤松德赞传记中记载的俘获南诏spyan chen po应另有其人，不应是段忠义。既然这个spyan chen po不应是段忠义，那么南诏与吐蕃结盟之后的这场冲突就不是贞元七年段忠义返南诏之后才出现的了，其时间还需要结合其他材料探讨。
    《新唐书·南蛮传》所录异牟寻遗韦皋书中，有两句话值得注意：一是“神川都督论讷舌使浪人利罗式眩惑部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此一忍也”；二是“又遣讷舌逼城于鄙，弊邑不堪。利罗式私取重赏，部落皆惊。此三忍也”。(18)“又遣讷舌”者是谁？即当时的吐蕃大相尚结赞。这两条材料，实际反映出在异牟寻继位后，南诏与吐蕃之间虽仍有联盟关系，但矛盾已十分尖锐，已出现过某种规模的武装冲突。在记异牟寻继位及与吐蕃合兵攻西川失败后，《旧唐书·南诏蛮传》有“吐蕃役赋南蛮重数，又夺诸蛮险地立城堡，岁征兵以助镇防，牟寻益厌苦之”的记载，(19)《新唐书》亦载“然吐蕃……悉夺其险立营候，岁索兵助防，异牟寻稍苦之”，(20)可知吐蕃所夺险地主要属于南诏。既然是“夺”，证明南诏与吐蕃之间在异牟寻继位后出现过武装冲突。为何要“夺”？可证明南诏当时的态度可能出现过一些变化，即传记中所说的“反叛”。当然，这种“反叛”可能是专擅朝政的尚结赞以及听其指挥的神川都督论讷舌所言，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已难考证。异牟寻致韦皋帛书是在793年(唐贞元九年)，帛书中谈道，“发兵无时，今十二年”，倒推即781年或782年(唐建中二年、三年)。根据异牟寻帛书及新旧《唐书·南诏传》的记载并结合藏文史籍中关于尚结赞任大相后吐蕃统治集团内部变化的记载分析，可以认为，南诏与吐蕃尽管有结盟关系，但在8世纪80年代初或之后的一段时间中，当出现过一定规模的局部地区的武装冲突。这一冲突发生在双方接壤地区，是双方均力图控制的战略要地，因南诏实力远弱于吐蕃，所以冲突的结果是南诏失败，异牟寻前往吐蕃致礼，再次表示臣服。在这场冲突中，南诏除死伤一些人外，可能还有大军将或清平官一类高官被吐蕃俘获，所以古藏文写卷中将其记作spyan chen po。
    总的来看，P.T.1287卷中赤松德赞传记关于南诏的记载与赤德祖赞传记有关南诏的记载明显不同，主要反映的是双方的矛盾、冲突以及结盟关系的变化。正是由于矛盾加深甚至出现了冲突，所以，794年(唐贞元十年)南诏才下定决心背蕃归唐，南诏与吐蕃的联盟宣告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