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人风貌总体上可以概括为士风，主要包括学风、文风、处事为人的规范准则，对政治、社会、人生的态度等，西汉一代，士风前期与后期有很大差异，这种差异同专制政治的强化有密切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士风的前后变化既是社会经济政治变化的结果，又对社会、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对此进行粗略探讨，敬请师长批评。
    一、西汉初期士风的特点
    西汉初期的士人群体从整体上继承了战国士风。春秋战国时期，士从贵族阶级中分化出来，变成以知识智能为社会服务的独立阶层。由于这个时期周王朝衰落，诸侯各自为政，礼崩乐坏，政治体制和经济基础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士人摆脱了宗法制度的羁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个性解放，可以独立思考和自由言论。在政治上，他们自由往来于各个诸侯国之间，朝秦暮楚是正常现象。由于当时各个诸侯国为扩张势力，厚招游学，极力笼络人才，卑体下士，相对提高了士人的社会地位。士人也开始有了职业选择自由，入仕、经商、务农，做权贵的养士全凭自己的意愿。在思想意识方面，士人可以把一切客体做为认识和研究的对象，无所顾忌地自由阐发和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和自然事物，不受任何外来的制约。“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注：《孟子·滕文公下》）正反映了这种情况。广阔的生活领域和宽松的政治环境。培养和造就了士人的相对独立人格和主体意识。
    秦统一全国，建立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王专制政权，君主对全国臣民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个人意志可以决定一切。再加秦始皇本人有强烈的独断意识。正如《史记》所说：“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志，不信功臣，不亲士民”。（注：贾谊：《过秦论》）顽固坚持用严刑酷法治理社会，要求思想文化与专制政治高度一体化。而这个时期的士人群体正乘战国百家争鸣之余势，试图在新的大一统政权中发挥作用，他们指点江山，规划政权，保留了在春秋战国时期所形成的某些个性特点，王绾，李斯，淳于越等人议分封于前，卢生，侯生批评秦始皇专制于后。“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闻令下，则各以其所私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注：《史记》卷八十七）反映了当时士人积极参与政治的状况。只可惜士人的满腔热情不仅没有得到秦始皇的赞许。却从根本上违背了秦始皇绝对专制的意旨。导致了“焚书坑儒”。从实质上说，焚书坑儒是专制君主与士人基本属性的一次激烈冲突，其结果士人大批远离政权，变成了专制政权的敌对力量，“抗灰未冷山东乱”，部分士人参与了农民起义，士人和农民联合起来推翻了秦王朝。
    士风是士人群体长期形成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观念的外在表现，不可能因一时的外在制约而改变。西汉政权建立后，对士人的制约有所减轻，政治环境比较宽松，战国形成的士风得以较多地保持。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追求独立的人格和向往自由的意识。士人在社会生活中不愿意完全依附某个政权和个人做一种工具，而是要求独立于社会，自我设计，自我完善，自我实现，对个人理想的自我追求。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注：《论语·子罕》）孟子认为：“士可杀而不可辱”（注：《孟子·离娄下》），荀子强调：“志义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注：《后汉书》卷八十三）士人们甚至要求与各国君主平等相处。“君之视臣如草芥，臣则视君如寇仇。”（注：《孟子·离娄下》）他们明确表示：“诸侯之骄我者，吾不为臣；大夫之骄我者，吾不复见。”（注：《荀子·大略》）他们的这种言论正是他们独立人格和自由意识的表白。而这种风气在汉初也得到继承，汉政权建立初期，许多帮助刘邦夺取政权的士人功成不居，不在汉政权中任职，秦汉之际隐居山林的士人，汉政权多次征聘不应就是这种人格意识的显现。
    其二，强烈的用世意识，所谓用世，是指士人积极投身社会，自愿以自己的知识智能为社会服务，成就事业，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一般对士进行深入研究的学者都强调士人的一个重要属性是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实际用世思想是责任感和使命感的集中表现。《白虎通》对士的解释就强调了士人这种意识，其中说：“士者事也，任事之称也。故《传》曰：通古今，辩然否，谓之士”。士人用世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运用通古今的知识和辩然否的能力设计，规划社会并可以从事具体的事业；承担社会良心的责任和教化社会。在春秋战国时期士人有的纵横捭阖，来往于诸侯之间，试图以自己的实践来改变社会现实。有的认真对社会进行考察，对社会政权及其统治方式进行设计，虽然所设立的方案有所不同，有主张大一统的，有主张小国寡民的，有主张法治的，有主张人治的，但都是经过士人思想家认真思考和探索提出的，表现了他们积极用世的思想。曾子曾对士人用世思想和态度进行阐述：“士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注：《论语·泰伯》）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充分表达了士人的用世思想。汉初许多士人在这方面也表现得相当突出，他们或帮助统治者反思历史，总结历代兴亡的原因，以便“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注：吴云，李春台：《贾谊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19页。）试图为汉政权长治久安寻找理论根据；或制礼定制，建立社会统治的制度和规范；或直接参与政权，在中央和地方任职，亦官亦师，教化民众，规范社会。总之，汉初士人强烈的用世思想既是士人的重要属性，也是对战国士风的继承。
    其三，积极的探索精神和传播文化的热情。继承和传播文化是士人群体区别于其他阶层的最基本特点。对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又往往是士人积极探索的结晶。许多士人把对事物及其规律的探求作为自己的一种乐趣。“智士无思虑之变则不乐，辩士无谈说之序则不乐，察士无凌卒之事则不乐。”（注：《庄子·徐无鬼》）他们乐于探求的目的是为认识思想文化某个方面的内在规律，董仲舒所追求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汉书》卷五十六）司马迁所强调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注：13）都是典型的例证。士人的探索和追求往往只注重事物本身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规律，而不重视社会与现时政权对这种探索的态度，因此这种探索与政权经常发生矛盾和冲突。
    总之，汉初的士风与专制政权存在必然的矛盾，汉初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对士人采取利用和宽容的态度，进入汉中期以后，政权已经巩固，开始对士人进行制约，逐步将士人群体纳入政治统治的规范之中。士人的主体部分成为政权的依附品，从而使士风发生了很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