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士人群体的规范化
    西汉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对士人进行控制，从士人的培养，教育到政治出路，从行为方式到思想意识，设置了一系列强制性规范，经过几代君主的努力，完成了对士人的规范化。
    1、独尊儒术。独尊儒术是儒家思想成为官方哲学的一个标志，也是专制政权以儒家思想家规范士人，进行思想控制的开始。董仲舒在对策中说得很明显。他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注：《汉书》卷五十六）所谓“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和秦代的“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是一致的，说明士人仍以各种学说理论议论政治。董仲舒建议汉武帝加以限制，秦代限制的方式是“焚书坑儒”，而董仲舒建议用儒家思想取代各家，限制的方式不同，目的完全一致。汉武帝时期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运用政权的权力强迫士人信从儒家思想。汉宣帝时为提高儒家思想地位，统一思想内容，亲自主持召开了石渠阁会议，集合著名儒士讲论五经异同，汉宣帝亲临称制裁决，从此以后，儒家经典又注入了君主的意志，儒家学说和专制政治更紧密地结合起来。并用行政措施把儒家经典做为教化社会，评价士人德行、是非、价值的依据，强制士人信从，作为自己行为的准则。这是规范士人的一项重要措施，对整个封建社会有着深刻影响。
    2、控制言论。汉初士人曾总结秦灭亡的教训之一是禁止言论， “退诽谤之人，杀直谏之士”。造成“忠臣不敢谏，智士不敢谋”。汉初统治者因而放宽了言论的尺度，废除了妖言，诽谤罪，奖励直言极谏，自汉武帝开始，对言论进行了再次严格限制，不仅恢复了诽谤罪，妖言罪，而且创设了腹非罪，诅上罪，甚至以诏书形式规定：“令下腹非者论死，诽谤圣制者当族。”（注：《两汉诏令原序》）这里限制言论不是要所有的士人闭口不言，而是禁止士人脱离儒家思想学说乱发议论，并且对以言论获罪者处罚特别严厉。不少士大夫因之获罪，轻则免官系狱，重则杀头族诛。汉宣帝时路温舒上书，借秦喻汉，要求废除诽谤妖言罪，不要以言论罪人，他说：“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谒过者谓之妖言，故盛服先生不用于世，忠良切言皆郁于胸，誉谀之声日满于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注：《汉书》卷五十一）路温舒想通过秦禁言论而导致灭亡的教训来警戒汉统治者，但汉宣帝不为所动。知人论事，谈天论地是士人的本分和天职，而专制统治者为强化统治，严格控制言论，不准士人随意议论是规范士人的一项重要措施。
    独尊儒术和严格限制言论是汉中期进行思想控制的两项措施，两者相辅相成，软硬兼施，独尊儒术是用儒家思想学说去约束士人，给士人指明约束自己的方法和努力的方向，严厉限制言论表明，只准许士人按照统治阶级的意志行事，如果乱说乱动将受到严厉制裁。两项措施的根本目的是从思想意识方面控制士人。
    3、健全学校系统，全面实行儒家教育。 学校在中国的历史虽然十分悠久，但不同时代学校的教学内容和社会作用有很大不同，春秋战国时代，以私学为主，学校是交流思想，探讨学术，议论政治的重要场所，汉代以后的学校则是灌输统治阶级意志，传授儒家思想学说，统一思想，规范士人的场所和基地，是专制政权实行有效统治的工具。
    汉武帝接受董仲舒建立太学的建议，建立了朝廷直属的太学。景帝末年，文翁为蜀郡守。在蜀地设立了郡学，汉武帝下令全国仿效，各郡国学校先后建立。另外还有一些私学，从事私人传授，在汉代从事私人传授的既有下层士人，也有很多现任官吏。但不论什么类型的学校，教授内容几乎都是儒家经典。正如《汉书·儒林传赞》所评论：“自武帝立五经博士，开弟子员，设科射策，劝以官禄，讫于元始，百有余年，传业者浸盛。支叶蕃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盖禄利之路然也。”元始是汉平帝的年号，说明各类学校传授的都是儒经，并且教育与人仕、禄利紧密地结合了起来。
    汉政权规定，学生学习一年进行考试，精通一经就可以人仕，这样，专制政权基本垄断了学生的出路，控制了士人的政治前途。从某种意义上说，汉代统治者以学校教育为工具，以禄位为诱饵，把大批士人置于了政权的控制之中。
    4、打击养士。打击养士是汉政权堵塞士人其他政治出路， 强制士人进入其设置规范的另一种措施。养士是春秋战国时代形成的一种风气，一些诸侯和贵族为扩张势力，提高威望，积极逻致士人为自己服务，一些士人也把做诸侯贵族门客作为自己的一个政治出路。汉初分封的诸侯王有较大的自治权，一些权臣也积极吸引士人为自己服务。养士之风再次兴起，汉武帝为强化其专制统治，堵塞士人的其他出路，全面控制士人，对诸侯王和权臣养士进行了严厉限制和打击，接连兴了淮南、衡山、江都等大狱。三狱坐死者达数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他们的养士。又借其余威颁布了左官律，附益法，严禁士人依附诸侯王，汉武帝在打击诸侯王养士的同时，进一步削弱诸侯王封地和权力，使诸侯王没有能力养士，从根本上堵塞了士人报效诸侯王的道路。
    在严厉打击诸侯王养士的同时，汉武帝还采取了一些措施打击和限制权贵养士，目的是把士人的支配权和使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武帝亲政不久，魏其侯窦婴和武安侯田蚡因争权夺利产生了矛盾。窦婴喜好养士，“游士宾客争归之”，田蚡深知汉武帝忌恨大臣养士。在进行廷辩时抓住窦婴养士进行攻击，指斥窦婴心怀不轨，“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非而心谤，仰视天，俯画地，辟睨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注：《汉书》卷五十二）田蚡的话打准了窦婴的要害，也击中了汉武帝的心病，窦婴终以论罪弃市。汉武帝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得诸侯王无力养士，权贵不敢养士，游士无处可游。只有集聚在专制政权之下，做皇帝的臣仆。
    总之，汉政权为了规范士人而采取了许多措施，而独尊儒术和控制言论制约士人的思想意识，用建立学校和打击养士控制士人的培养和政治出路，各种措施相互配合，把士人的主体部分纳入了专制政权的控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