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士风的变化
    西汉士风的变化，应该从动态的角度进行考察，它是一个渐变过程。在专制政权制约下，士人群体主要在两个方面发生了变化，其一，在政治上丧失了先秦时期形成的独立人格，积极迎合专制政权，成为专制统治的工具。其行为方式以忠孝为基本内容，形成了依附性人格。其二，在思想意识上，把儒家经典内化为自己的思维模式，自觉地按儒家学说要求自己，对外用儒家思想学说做为价值判断标准去评价一切客体。而士人群体社会属性，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的变化，在外在层面的变化便是士风的变化。士风变化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士人群体的行为趋向和政治追求方面， 主要表现为追求入仕，全心全意为专制政治服务。翦伯赞先生曾说：先秦儒家“一般地说，并不是为升官发财，而是为了追求他们所信奉的真理。董仲舒以后的儒家则不然，他们把儒家哲学当做政治的敲门砖。”（注：翦伯赞：《翦伯赞历史论文选》426 页）这里所说董仲舒以后的儒家着重是指规范化的士人。这些士人无力摆脱专制政权的制约又抵御不住富贵利禄的诱惑，只有按专制政权规定的方式入世，手捧经书，心在朝堂，置身于规范之中，奔走于仕宦之途，匍匐于朝廷之阶，奉迎于皇帝脚下。由先秦的“志于道”完全变为“从于王”，成为专制政权的统治基础。我们可以从西汉中期以后高级官吏中窥其端绪：最早接受规范的士人代表是公孙弘。公孙弘早年为狱吏，独尊儒术后，认识到读经可以飞黄腾达。四十多岁时开始学春秋杂说，被推举为贤良文学，因对策迎合汉武帝，被擢为第一，公孙弘入仕前，名儒辕固生曾告诫他：“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注：《汉书》卷八十八）出仕后把这种嘱咐完全置于脑后了，由于畏惧专制君主的淫威和贪恋爵禄，一心迎合皇帝，“每朝会议，开陈其端，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廷辩。”（注：《汉书》卷五十）公孙弘因此而受到汉武帝信用，数年至丞相封侯，他的行为和遭遇说明专制政治下的士人许多成为灵魂扭曲的奴才。
    张禹以明经为博士，曾授太子《论语》，后升为丞相。“内殖货财，家以田为业。及富贵，多买田至四百顷，皆泾、渭溉灌，极膏腴上贾”。在位期间，政治无有建树。只是设法迎合君主，据记载：“禹见时有变异，若上体不安，择日洁斋露蓍，正主冠立筮，得吉卦则献其占，如有不吉，禹为感动忧色。”（注：《汉书》卷八十一）张禹尊为丞相，遇有变异，则靠卜筮，吉卦则报告皇帝以取宠。不吉则私自忧虑，活现了规范后士人的自私与低能。班固对此曾有个恰当评论：“自孝武兴学，公孙弘以儒相，其后蔡义、韦贤、玄成、匡衡、张禹、翟方进、孔光、平当、马宫及当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传先王语，其醖藉可也。然皆持禄保位，被阿谀之讥，彼以古人之迹见绳，乌能胜其任乎？”（注：《汉书》卷八十一）总的说来，受封建政权规范的士人虽和政治结合的更加紧密，但却失去了经邦治国的主人翁意识，形成了强烈的奴性，并逐步走向了愚腐。
    2、在处世为人的行为准则和议人论世的价值标准方面， 士人群体局限于儒家忠孝节义的观念之中。西汉中期以后，士人以忠孝节义做为主要标准要求自己，衡量别人。并且影响了社会风气。忠孝是依附人格的体现。忠是依附君主，孝则是依附于宗法家长，两者都是服从的观念，都是对长上尽义务和责任。西汉中期以后，忠孝观念深入人心，托名孔子，曾子实际是汉代人编著的《孝经》强调，孝是人不可改变的天性，“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忠则是孝的延伸，董仲舒利用阴阳五行理论论证了忠孝的合理性和不可改变性，很多士人则把忠孝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和追求目标。张敞曾说：“忠孝之道，退家则尽心于亲，进宦则竭力于君。”（注：《汉书》卷七十六）刘向强调：“士不以利秽，不为患改，孝敬忠信之事立，虽死而不悔。”（注：刘向：《说苑·谈丛》）他认为：“人臣之术，顺从而复命，无所敢专。义不苟合，位不苟尊。必有益于国，必有补于君。”（注：刘向：《说苑·臣术》）刘向也是愚忠的典型，他历事宣、元、成三帝，目睹宦官，外戚专权。刘氏王朝随时有倾覆的危险。先后上疏十数次，三入牢狱，两次被免官，忠心不改，为刘氏政权奋斗了一生。苏武出使匈奴被扣留十九年，其间弟苏嘉，苏贤俱被朝廷所杀，母死妻嫁，李陵劝其投降时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他。苏武回答说：“武父子无功德，皆为陛下所成就，位列将、爵通侯，兄弟亲近，常愿肝脑涂地。今得杀身自效。虽蒙斧钺汤镬，诚甘乐之，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注：《汉书》卷五十四）苏武不降匈奴志节是可贵的，但不降仅是为了愚忠朝廷，其价值不免大为降低。
    3、囿于儒学的思维模式和学习研究风气。 汉武帝实行独尊儒术后，通过一系列的强制规范，士人的学风有很大改革，这里的学风主要是指学习内容，学术研究风气等。首先，士人把儒经视为评价一切的价值标准，匡衡的议论代表了许多士人的心态。他说：“臣闻六经者，圣人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及《论语》、《孝经》，圣人言行之要，宜究其意。”（注：《汉书》卷八十一）班固也曾强调：“六艺者，王教之典籍，先圣所以明天道，正人伦，致至治之成法也。”（注：《汉书》卷八十八）所以，朝廷每有大议，臣下则“傅经以对”。在学习和学术研究方面，则重师法家法，所谓师法家法，虽然后人解释不同，但基本认识一致，就是对先师传下来的儒学经文、经说只能尊奉传习而不能做任何更改，稍有更改和新的解释，便被视为背师叛道。这就造成了士人主体的思想僵化和学术研究教条化，文化学术因此而停滞不前。
    总的说来，汉代士风的变化是专制统治强化，士人规范化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