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大礼议是新旧势力相互较量的特殊事件。作为旧势力代表的杨廷和集团虽然人多势众，藐似强大，但因固守万世不变的“纲常”而迅速败灭；而作为新兴力量的代表张璁、桂萼等“大礼新贵”因能顺应新形势的要求，因时定礼，不仅未被杨廷和集团所消灭，反而很快地取代了该集团，出现了自明成祖以来明代历史上唯一一次君臣彻底更迭的全新的人事格局。明大礼之争所带来的这一彻底的人事更迭是一场特殊的宫廷革命，为全面纠正武宗乱政、特别是革除自洪武、永乐以来的长期弊政提供了一次难得的机遇。
    大礼仪表面上是一场礼义之争，实际上是一场守旧与革新思想的严重斗争，是明世宗与张璁、桂萼等大礼新贵从事政治变革的思想准备阶段。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是明史研究中的薄弱环节，甚至是空白点。本文试图对其作一较为系统的论述。以引发人们对大礼议本质的重新思考。
    一、没有不变的“万世纲常”
    明孝宗只有武宗朱厚照一子，武宗无子，生前亦未预立嗣子，考宗帝系断裂。杨廷和等阁臣遂与宦官和皇太后联合起来依照《祖训》选定了宪宗之孙、孝宗之侄、兴献王独子朱厚熜为新君，并以武宗遗诏的形式宣示天下。远在湖北安陆的朱厚熜在迎立朝臣和王府官员的陪同下风尘仆仆，前往京城入即皇位。在此期间，杨廷和出于维护孝宗帝系的考虑，违离武宗遗诏的规定，要将孝宗之侄朱厚熜改变为孝宗之子，这样，便引发了“大礼议”。杨廷和为使此举措合法化，便用“纲常”来威慑世宗和群臣，以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杨廷和所谓的“纲常”就是宋仁宗因无子而预立英宗的旧例。他要求朝臣众口一辞，造成声势浩大的舆论压力，使孤身入京的朱厚熜顺从他的安排，弃父兴献王而考孝宗。杨廷和认为朱厚熜依照旧例改换父母是“正议”，是“纲常”，如不按此办理，便是“奸邪”。反对的朝臣是“奸邪”，不从命的皇帝自然也是“奸邪”。正德十六年（1521）五月十二日，当世宗派遣宦官向杨廷和等阁臣晓谕：把他与宋英宗相提并论并不符合事实，要求他们区别对待时，杨廷和蛮横地说：“外廷公卿科道自有正议，谁敢犯之？”（注：《杨文忠三录》卷四，《视草余录》。）公开反对世宗的诏谕。追随杨廷和的礼部尚书毛澄附会杨廷和的意图，竟然对世宗说：“今兴献王于孝宗为弟，于陛下为本生父，与濮安懿王事正相等。”（注：毛澄：《大礼议》，《明臣奏议》卷十七。）在杨廷和的压制下，“举朝翕然同声，大抵本宋司马光、程颐《濮园议》。”（注：《明史》卷一九一，“史官赞曰”。）
    为了使自己的这一设想能够变成现实，杨廷和试图以万世不变的“纲常”来束缚朝臣和明世宗。他说：“纲常典礼之在世，譬如日月之在天，不可以晦翳；江河之在地，不可以壅塞。自三代至今，万古不可变。非若制度文为一代自一代可以损益，不相沿袭也，岂可谓前史所载，非今日之制而不遵哉！”杨廷和以维护万世不变的“纲常”为己任，认为改变“纲常”便是“非礼”行为，而包括天子在内的任何人都不能更改“纲常”。他说：“诚以典礼所系，不可坏之于圣朝，纲常所关，不可废之于今日也。”（注：《杨文忠三录》卷七，《自劾不职乞赐罢黜以正纲常昭典礼事》。）邹守益说：“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古。”（注：《明世宗实录》卷三十八。）汪俊甚至认为程颐业已解决了500 年后明世宗君臣所遇到的“大礼”难题。他说：“宋程颐之议曰：‘虽当专意于正统，岂得尽绝于私恩？故所继，主于大义；所生，存乎至情。至于名称，统绪所系，若无其别，斯乱大伦。’殆为今日发也。”（注：汪俊：《大礼议》，《明臣奏议》卷十七。）南京礼部尚书杨廉等人以“程颐、朱熹言及濮议为证”，要求世宗“尊信孔孟程朱”之议来决定大礼。（注：《明世宗实录》卷二十。）
    但是，以张璁、桂萼为代表的议礼派官员冲破杨廷和为持不同大礼观者所设置的禁区，不怕“奸邪”的围改，对其所谓万世不变的“纲常”予以猛烈的抨击。他们明确指出，宋明事例截然不同，照搬旧例不可能解决“当代典礼”，况且宋代“濮议”在当时就引起了激烈的争论，程颐等人所论并非皆是，欧阳修等人所议并非皆误。面对变化了的情况，议礼应坚持的态度是：以经义之精神来决断前人未遇之事，创建一代新典章；以经义之精神议礼，犹如以律判案，不能以历代故事替代经义，就如同不能以案例取代律条一样。张璁说：“以经议礼，犹以律断狱，则凡历代故事，乃其积年判案耳，苟不别其异同，明其是非，概欲以故事议礼而废经，犹以判案断狱而废律也。”（注：《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一，《大礼或问》。）如果拘泥于旧例，不能因时制礼，将会遭到后人的耻笑，张璁说：“窃恐后人之议今，犹今人之议昔也。”（注：《张文忠公集》“奏疏”卷八，《论孟袷享第二》。）
    对于宋儒程颐，张璁等人并没有把他看作为一位圣人，而是视为普通之人。在他们看来，程颐所言并不是什么万世不变的纲常，如果程颐生在“当世”，必将按照变化了的情况来议“当世”之礼。张璁说：“宋濮议方有称皇伯之说，而又加以程子之议，故人皆宗之。但朱子犹有未安之论，亦可见也。”（注：《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一，《大礼或问》。）他进一步认为：“程颐在英宗朝赵思永为濮议时，方年三十有二，见犹未定。至为四箴，殆晚年也。况皇上继统与英宗继嗣不同，使程颐居今之世，议今之礼，岂得复守濮议之说哉！”（注：《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二，《谢御注四箴》。）席书：甚至认为，杨廷和所模仿的汉宋旧例不仅不是万世不变的“纲常”，而恰恰是“坏礼之举”。他说：“汉成帝以私意立定陶王，始坏三代传说之礼，宋仁宗立濮王子英宗即位，始终不称濮王为伯。”要纠正自汉以来的这种坏礼之变，就在于今日。席书又说：“复三代数千年未明之典礼，洗汉宋悖经违礼之陋习，非圣人其孰能之哉！”（注：席书：《议大礼疏》，《明臣奏议》卷十九。）正是由于他们能够本诸礼经之大义，而不被旧例所束缚，所以，张璁等人便掌握了议礼的主动权，并成功地解决了“大礼”难题。
    杨廷和株守“纲常”而不知通变的作法使他固步自封，无法解决自己所面临的新问题。在杨廷和被迫辞职以后，其子杨慎（翰林院修撰）并未改弦更张，而是依旧固守程朱之“纲常”，并继续标榜自己所坚持的观点是“正统”，诋毁张璁、桂萼之说为“非正统”。杨慎说：“臣等与桂萼等学术不同，议论亦异。臣等所执者程颐、朱熹之说也，萼辈所言者冷褒、段犹之余也。”（注：《明世宗实录》卷四十。）杨慎等人面对不可挽回的颓势，便铤而走险，策划了左顺门“哭谏”事件。世宗不为所动，并严惩了策划者。这样，在大礼议中株守万世不变的“纲常”的杨廷和集团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杨廷和的追随者成为株守纲常的殉葬者。明清时期的史学家从多方面对杨廷和在大礼议中所持有的因循僵化的思想进行了批判和反思。李贽认为杨廷和“天资近道而不知学，是为最可惜之人”（注：《续藏书》卷十，《史阁叙述》。）。《明史》的编纂者认为：杨廷和“徒见先贤大儒成说可据，求无得罪天下后世，而未暇为世宗熟计审处，准酌情理，以求至当。争之愈力，失之愈深。”（注：《明史》卷一九一，“史官赞曰”。）毛奇龄则说：杨廷和“不惟不晓大义，其于汉、宋二事亦未尝得知也”，甚至认为他是“不读书误人国事”之人。（注：《辨定嘉靖大礼议》。）谷应泰认为杨廷和将宋、明二事等同看待，则是“妄想附属”（注：《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大礼议》。）。杨廷和在大礼议中，死守“纲常”的结果只是完全束缚了自己的思想和手脚，是自己打败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