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什么是体认皇帝孝情的标准？
    张璁等人坚持“以情定礼”，那么，“情”又是什么呢？他们认为，这种“情”就是庶民之情，只有使皇帝之“情”合乎庶民之心，才能解决“大礼”难题。
    杨廷和等老臣之所以要朱厚熜以孝宗皇太子身份入京即位，就在于他们瞧不起世宗出生于旁系的所谓“小宗”的身份。他们坚持只有改换父母，依附于他们所称的孝宗帝系这一“大宗”，朱厚熜才能改变其“小宗”的身份，实现由“非正统”到“正统”的转变。在他们看来，皇帝之“情”绝不等同于庶民之情，“小宗”割爱移情而服从于“大宗”是“天理”。嘉靖元年（1522），杨廷和、蒋冕、毛纪、费宏等联名上疏说道：“陛下追崇兴献王为帝，若以子自称，非所以后孝宗，承祖宗之统也。臣等稽经考古，不敢曲从。”（注：《明世宗实录》卷十二。）礼部尚书汪俊在嘉靖三年对这一思想作了更为详尽的解释。他说：“陛下入奉太宗，不得祭小宗，亦犹小宗不得祭大宗也。故昔兴献帝奉藩安陆，则不得祭宪宗。今陛下入继大统，亦不得祭兴献帝，是皆制礼而情有所屈也。”（注：《明世宗实录》卷三十七。）对于这种以“理”夺“情”的论调，方献夫认为是“守礼经之言”，“循宋儒之说”，有悖于“人情”。他说：“今兴献帝止生陛下一人，别无支庶，乃使绝其后而后孝宗，岂人情哉？”（注：方献夫：《议大礼疏》，《明臣奏议》卷十七。）霍韬认为杨廷和等人以所谓的“大宗”之“天理”来剥夺世宗父子之情的作法是见利忘义之举。因为“皇帝”也只是一个官爵而已，为了官爵而改换父母这不是具有良知的“人”的行为。他说；“举朝士夫极力争辩，谓皇上既有天下，必不得有父母，然后可，生窃痛之曰：‘使我不有父母，然后与我官爵，我宁不有官爵而不肯舍父母也。孰谓父子天性，诸君子独与人殊也？是故不得已者，陋议而已。’”（注：霍韬：《与萧子雍书》，《明文海》卷一百七十二。）在霍韬看来，杨廷和等人也不至于为了得到官爵而改易自己的父母，既然己所不欲，又何必强求皇帝悖“情”而行呢？张璁也说：“议礼之臣亦各有父母者，试以其身试之，于心安乎？”（注：《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七》。）桂萼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皇帝之孝情必须合乎庶民之孝情，而不能独立于庶民之情之外。他说：“陛下尊献皇帝为天子、兴国太后为天子母，所谓本诸身，证诸庶民，考诸三王而不谬，建诸天地而不悖，质诸鬼神而无疑，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注：《太傅桂文襄公奏议》卷一，《请正大礼疏》。）黄宗明以公侯伯袭职之例也为世宗辩护说：“公侯伯军职承袭，或弟继兄，或叔继侄，天子何独不然。”（注：《霍文敏公文集》卷六，《赠都察院右都御史礼部左待郎致斋黄公神道碑铬》。）
    杨廷和因固守乃至曲解经义旧例，而使大礼难以议定。为此，张璁提出了让天下庶民共议大礼的主张，因为议礼权并不属于杨廷和等老臣所有。张璁说：“夫礼失，求诸野，询之群臣犹未也，皇上何不告天下万民，推诚而询之？”（注：《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四》。）只有“山林耆旧”本诸各自之心，“念父子之亲，怀君臣之义”，充分体念“皇上至情”，才能成全“皇上大孝”（注：《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四》。）。霍韬之母梁氏深念母子之情不可移，便全力支持霍韬的议礼行为。据《南海县志》载：霍韬为兵主事时，“倡论尊亲大礼也，朝廷谦让而未之行，例得赠封其父母，渭先不肯。曰：‘大礼未行，吾誓毋受父母封赠。’为文告于西庄白于母。母曰：‘可也，吾儿事天子以孝，吾不以孝成汝乎？’”（注：同治《南海县志》十二，《金石略·霍公太淑人梁氏神道碑文》。）霍韬之母的这一言行代表着天下所有母亲的言行。
    张璁等人以庶民之孝情来成功地解决明世宗所面临的“情”与“礼”的冲突，的确是一种创见，它戳穿了皇帝有别于庶民的神秘面纱，在孝情上使皇帝与庶民处于相同的层次上。张璁认为：“《记》曰：‘君子不夺人之亲，亦不可夺亲也。’今匹夫匹妇有不获自尽者，尚求以自伸，皇上尊为万乘，父子之亲人可得而夺之乎？又可容人之夺之乎？”（注：《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三》。）在这一思想的巨大影响下，世宗也认为：“生身之情，人人皆同。”（注：《谕对录》。）皇帝之孝情等同于庶民之孝情，这对等级森严、皇帝独尊的中国封建宗法社会来说，尤如石破天惊，引起了全社会的普遍关注。《明史》的编纂者认为：在大礼议期间，“诸希宠干进之徒，纷然而起，失职武夫，罢闲小吏，亦皆攘臂努目，抗论庙谟。”（注：《明史》卷一百九十七，《黄涫传》。）剔除编纂者的偏颇之见，呈现于眼前的便是一幅庶民阶层积极的议礼图画，表明“大礼议”在庶民阶层中具有广泛的影响，使议礼不再仅仅局限于朝中大臣的狭小圈子之中。正是由于张璁等人的议礼思想符合广大庶民阶层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他们的的议礼言行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称赞，朝廷也依其大礼观钦定大礼。而杨廷和等人的议礼言行则被抨击不已，他们在大礼议中的言论在各自的地方志中甚至省去不录，其行为也多掩而不述。张璁等人不被程朱之学的“天理”思想所束缚，坚持以庶民之孝情来体认皇帝之孝情的新思维，解决了杨廷和等人所不能解决的“大礼”难题，创建了一代新典章，对当时和后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