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礼代情”和“以情定礼”的斗争
    在大礼议前后，明代的思想界正经历着巨大的变革，程朱之学面临着新兴的王守仁“心学”的严重挑战。《明史·儒林传》的作者说：“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师承有自，矩秩然。曹端、胡居仁笃践履，谨绳墨，守儒先之正传，无敢改错。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然而，王守仁心学像任何新学派兴起一样，一开始便被正统思想视为洪水猛兽而遭到诋毁和围攻。如正德年间南京礼科给事中徐文溥认为王学是“排侮儒先，招诱无耻，变制巾服，标张门户，状如鬼怪，心若穿窬。世道之害，至此极矣。”（注：《明武宗实录》卷一三七。）在世宗即位前后，杨廷和也认为王学是“伪学”，并不遗余力地予以围剿。他试图利用世宗立足未稳之际和自己以“定大策”、“锄大逆”所换得的暂时的声望，以行政的手段来阻止王学的传播并消除其影响。嘉靖元年（1522），通令天下：“教人取士，一遵程朱之言，但有叛道不经之书，不许私自刻板，互相传习，致误初学。？（注：《礼部志稿》卷九十四，《诋訾程朱》。）同时，杨廷和又利用会试的机会出题让应试者来批驳王学之伪。当时，“南宫策士以心学为问，阴以辟先生（指王守仁）。”（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
    杨廷和既是株守程朱之学的旗手，又是围攻王学的斗士。他在全盘否定王学的同时，亦把自己打扮成与王学划清界限的“正统”的化身。他在大礼仪中，羞于谈“情”，不敢信“情”，而是坚持“以理定情”，“以礼定情”，“以礼抑情”，甚至认为“理”就是“情”，这与当时广为传播的“致良知”、“心即理”的王学显得格格不入。
    与杨廷和不敢言“情”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张璁等人坚持“礼来自于人情”、“圣人缘人情以制礼”。在他们看来，情与礼（理）的关系应是“情”高于“礼”，“义理”必须合乎“亲情”，而不是“亲情”屈从“义理”。他们认为，“礼”因“情”而定，世上没有不变之“礼”。如果“圣人”所言之“礼”不合乎今世之“人情”，则为“非礼”，应予摒弃。张璁说：“礼缘人情，固当随时为之损益，不可膠于一说也。”（注：《张文忠公文集》“文稿”卷三，《家庙议》。）只有依照变化了的情况，以情定理，才能“定亲疏，决嫌疑，别异同，明是非也。”（注：《张文忠公文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一》。）所以，桂萼认为世宗只有以孝宗为皇伯考，以兴献王为皇考，才是“称情”之礼。（注：《太傅桂文襄公奏议》卷一，《请正大礼疏》。）
    张、桂等人在大礼议中敢于谈“情”。并坚持“以情定礼”，这与当时广泛流传的王守仁心学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大礼争论最为激烈的时候，面对杨廷和集团对持不同大礼观的围攻和打击，王守仁不敢奢谈大礼之是非，但在大礼议钦定之后，王守仁在给自己的门人、曾支持杨廷和“正统”大礼观而遭贬谪的邹守益的信中论述了以情定礼和因时制礼的客观必要性，肯定了张、桂等人的议礼精神。他说：“盖天下古今之人，其情一而已矣。先王制礼，皆因人情而为之节文，是以行之万世皆准，其或反之吾心而有所未安者，其非传记之讹阙，则必古今风气习俗之异宜者矣。此虽先王未之有，亦可以义起，三王之所以不相袭礼也。后世心学不讲，人失其情，难乎与之言礼。然良知之在人心，则万古如一日，苟顺吾心之良知以致之，则所谓不知足而为屦，我知其不为蒉矣。”（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与邹守益书》。）所以说，议礼双方所持不同大礼观的背后便反映着程朱理学与王守仁心学之间的严重对立和激烈冲突。欧阳琛认为：“赞礼诸臣之思想渊源，多为姚江王门高第，则此一新旧士大夫集团之政争，实与当时王学及正统朱学之对立有关。”（注：欧阳琛：《王守仁与大礼议》，《新中华》第十二卷第七期。）杨廷和戾“情”成“礼”，为“礼”而舍“情”的思想使其无法与“学者翕然从之”的王学相抗衡。他用死守程朱理学的手段来抵制乃至消灭王学的企图不仅不能得逞，反而为王学的广泛传播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他以“心学为问”来策士的作法，事实上为王学的传播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当王守仁的门人钱德洪落第归来。“深恨时事之乖”时，王守仁则欣然说道：“圣学从此大明矣。”钱德洪听后不解其意，王守仁便解释说：“吾学恶得遍语天下士？今会试录虽穷乡深谷无不到矣。吾学既非，天下必有起而求真是者。”（注：《王阳明全集》卷三十五，《年谱》。）这样，背离“人情”而固守“天理”的杨廷和又使王学得到更进一步的传播。面对杨廷和暂时在朝中拥有极大的势力，张璁等人并不畏惧。他们坚信如果以“泯灭人心”作为议礼的前提，则不可能议定大礼；“人心”不可违，否则会遭后人的讥笑；在“人心”面前，皇帝与群臣都应该顺从，任何一方都不能逾越。张璁认为：“天理民彝之在，人心终不可泯者也；人不能强臣，臣不能强人者也；执政不能强皇上，皇上不能强于执政者也。”（注：《张文忠公集》“奏疏”卷一，《正典礼第三》。）也就是说，议礼的主动权并不在于权势的大小，而在于能否坚持“以情定礼”的思想，权大位显者所持之论并非正确，权小位卑者所主之议并非错误。这一思想为王学在全社会各阶层中的广泛传播起着积极推动的作用，为人们从程朱理学的梏桎中解脱出来并发现自我价值亦有极大的影响。阎爱民从大礼议所引起的明代宗法思想显著而又深刻变化的考察中认为：“大礼议之争，对于因王学兴起而出现的思想较为活跃的气氛又有一定的推动作用。”（注：阎爱民：《大礼议之争与明代的宗法思想》，《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