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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时期，家庭改制的呼声如此高涨，产生这一现象的历史条件自然很多。笔者认为，这一时期的家庭改制观除了是对清末“家庭革命”说的继承外，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进步知识分子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进一步体味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家庭制度的黑暗与凄惨，更多的人终于觉醒，决意通过改造封建家庭制度去谋求新的生活和新的人生。在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人们在以家族为本位而无视个人现实自由和幸福的中国封建家庭的生活中，不知不觉地煎熬着个人的生命，却很少有人要改造它，要从这枷锁中挣脱出来。然而这又不能怪他们，因为适应于封建社会政治经济的中国封建家庭制度还没有被打破的历史条件。近代社会以后，戊戌辛亥时期以后，尤其到了五四时期，一些进步的中国人开始从精神麻木中觉醒，开始正视中国的社会现实，正视中国的家族制度，并正视每一个中国人的人格。他们一反传统逆来顺受的性格，不再甘心过那种受奴役的非人生活，开始追求个人的自由幸福权力。他们终于发现中国封建家庭制度的残酷与不合理，进而喊出“旧家庭是厉行专制，束缚自由，为社会进步的障碍物”(29)的心声，并申明要坚决改造它。而促使国人醒悟的直接原因是西方平等自由学说，家庭改制学说及西方生活习俗对国人的直接影响。由于国人对封建家庭制度带来的凄苦体验最深，所以在接受上述学说并受到启迪的时候，马上意识到封建家庭制度的毒瘤，也就自然把这些学说同家庭改制联系起来，把它作为改造家庭制度的有力思想武器。
    “晚近欧化东渐、平等自由种种说教，渐渐有人提倡起来”(30)。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最早提出了“以自由为体，民主为用”(31)的深刻命题，认为个人自由与否是导致中西方落后与先进差别的根本所在。严复指出，几千年的中国封建社会，只“知有一人”，“而不知有亿兆人”(32)，作为个人在家庭在社会中的独立实体的价值和独立人格根本得不到体现。“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其他人根本不能算其人。严复作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他的睿智与卓识体现在对“自由”这一命题的全面、深刻、系统的阐述上，从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义务，自由的界阈、规范等诸多侧面较为准确地把握了它。严复将这种自由观介绍到中国来，不仅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也影响了陈独秀、毛泽东；不仅影响了清末一代人，也影响了民初迄五四一代人。这种平等自由观在清末、民初五四时期得到了极为广泛的高扬和传播。民初五四时期家庭改制的主张者在阐述家庭变革的观念时，正是以它作为理论武器的。他们用平等自由学说来唤起人们的觉醒，去批判封建专制，批判三纲伦理，批判罪恶的旧家庭制度，正像时人所说：“我们为什么要平等？因为同是人类，哪里有什么贵贱阶级。为什么要自由？因为人是灵心的动物，不是机械的东西。为什么说三纲不好？因为三纲教我们损弃自己的自由，服从他人，牺牲自己的人格，侍奉他人。旧家庭的愚果，使中国数万万人民，大半沦为奴隶、作机械，完完全全有人格的，能有几人”？(33)可见，平等自由学说对于唤醒民众独立、平等、自由意识所产生的启蒙作用是不应忽视和低估的，应给予公允的实事求是的评价。
    这一时期西方家庭改制学说在国内知识界也广为流传。二十世纪初以来，西方学者对家庭改制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探究，并形成了三大派别，即所谓急进、保守、修正三大派。他们的学说在民初以后先后传入中国。急进派主张改变现有家庭制度，对国人影响较大。急进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德国的伯伯尔认为现有家庭制度要无条件改组，因为“私产制度是附在现家庭制的骨里的”，不废现有的家庭制度，私产制就永不能废除(34)。另一位代表人物英国的加本特认为，人类最合理的生活是社会生活，一切人类都是痛痒相关的，一切人都在同一社会中生活着，互尽其服务的能力；家庭这个东西便是使人类互相隔绝，各存利己之心，不知有社会，惟知有自己的毒物。所以不论现有家庭制度本身有何等好处，一无些弊端，只就发达利己心，减少人们的痛痒相关的观念一面看来，已觉得家庭这个东西，实在万万要不得，因为它使人类道德及知识方面，都入于褊狭而贪婪。我们如认为凡人类不宜分界限，如认为人类生活是应以社会生活算做最合理的形式，则现在的家庭制度，就是万万要不得的。此外，主张维持旧家庭的保守派的学说以及主张从法律、教育方面片面改变家庭生活的修正派的学说也都传入中国，并影响着国人。这些均对国人研讨家庭问题起到了借鉴和启发作用。象沈雁冰就专门撰文介绍上述学说的观点并受其启迪，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自己关于家庭改制的主张。可见，西方家庭改制学说的传入，激发了人们去认识中国家庭制度的实质，并促进人们对家庭改制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探索。
    西方的生活习俗也对国人产生了影响。近代以来，自开始西学东渐的历程之时也开始了西俗东渐的过程。西洋人来到中国必然会自发地将西方的生活习俗带入中国，中国出国公使和留学生又自觉地撰著介绍和阐发了西方的文明习俗，所以整个中国近代社会，又是社会习俗发生显著变化的历史时期。这突出表现在戊戌、辛亥、民初与五四时期。而其中西方的小家庭制度，即“欧美男女平权，大抵所谓家庭皆一夫一妇，及未成年子女也”(35)，尤使国人感到了西方文明习俗的先进，从而促进了中国家庭习俗的变化。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在法国亲眼看到了西方进步家庭制度的优越，1920年从法国写信给毛泽东，真实反映了在西方文明习俗的影响下，中国青年对传统家庭制度的厌恶。他说：“前日在蒙达尼会议，一言及家庭，即有无限的悲感，家庭！家庭！真是杀尽中国人的牢狱！我等不能不设法赶急求解决者也”(36)。这些都反映了这一时期西方文明习俗对青年知识分子影响后所产生的思想感情上的变化，以及决心改造旧家庭制度的坚强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