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端午节饮食礼俗
    农历五月五日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仅次于元旦的第二大节日。早在先秦时，人们就普遍认为五月是个恶月，重五之日更是恶日，如《风俗通义》佚文云：“俗说五月五日生子，男害父，女害母”（注：吴树平：《风俗通义校释·佚文二十》，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又云：“五月盖屋，令人头秃”（注：引自《史记·孟尝君列传》司马贞《索隐》。）。所以后世端午节要进行一系列的辟邪、祛疫的活动，这说明构成端午节的一些事象及因子，在先秦时就已存在。
    汉代至魏晋是端午节初步形成的阶段，而南北朝至隋唐则是端午节定型化、成熟化的阶段，因为端午节中的许多风俗事象，特别是饮食风俗，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端午节最主要的节令食品是粽子。相传粽子始于汉代，是端午节投向水中祭屈原的供品。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谐记》载：“屈原五月五日投汩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中，长沙区曲白日忽见一人，自称三闾大夫，谓曰：‘君当见祭，甚善。但常所遗，苦为蛟龙所窃。今若所惠，可以楝树叶塞其上，以五采丝缚之。此二物蛟龙所惮也。’曲依其言。世人作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皆汩罗之遗风也。”可见，最早的粽子是用楝叶包裹的。
    后来，人们又改用菰叶来包粽子，晋人周处《风土记》云：“仲夏端午，烹鹜角黍”。又云：“五月五日，以菰叶裹黏米煮熟，谓之角黍，以象阴阳相包裹，未分散也。”《齐民要术》中又引《风土记》注云：“用菰叶裹黍米，以淳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五月五日夏至啖之。粘黍，一名粽，一名角黍，盖取阴阳尚相裹，未分散之时象也。”《荆楚岁时记》亦云：“夏至节日，食粽。”其注云：“按周处《风土记》谓为角黍，人并以新竹为筒粽。”此外，《尔雅翼》卷一“伾”字注引《荆楚岁时记》佚文云：“其菰叶，荆楚俗以夏至日用裹粘米煮烂，二节日所尚，一名粽，一名角黍。”
    从以上这些材料中可以反映出，在南北朝时，粽子的名称已逐渐代替了角黍，其制作原料也由黍米改为主要用大米了，而且粽子也成为夏至和端午两个节日的节令食品。
    事实上，所谓用竹筒贮米和包裹“粽子”，原是南方稻作民族制作主食的两种古老方法，制筒粽的方法是在新砍的竹筒中贮米注水，置火上烧烤成熟食。制粽子的方法是以楝树叶或菰叶包裹粘米，用线缚紧，投水中煮烂，然后取出剥食。这两种制作主食的方法至今仍为部分西南少数民族所沿袭。
    竹筒贮米和粽子均是上古南方民族的日常食物，本无特殊的纪念意义，后来，在魏晋南北朝传承过程中，人们又将吃粽子与祭屈原联系了起来，这样，后世围绕着粽子这一食品，便衍生了一系列有关的食俗与禁忌，粽子包裹的花样及品种也越来越多，如在唐朝较有名气的粽子就有“百索粽子”、“庾家粽子”、“九子粽”等，其中，“九子粽”为御宴之物，它是将九个粽子用彩线扎在一起，唐玄宗曾有诗赞美它，“四时花竞巧，九子粽争先。方殿临华节，圆宫宴雅臣。”（注：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并序》。）
    汉唐时端午节除了食粽子外，还要饮菖蒲酒和雄黄酒。菖蒲是生长在山涧泉流旁的一种名贵药材，具有开窍、祛痰、理气、活血、散风和去湿等功用。饮菖蒲酒起源较早，《荆楚岁时记》云：“以菖蒲或镂或屑，以泛酒”。其酒味芳香爽口，疗效显著，“通血脉，治骨痿，久服耳目聪明”（注：李时珍：《本草纲目》。）。到唐代时，端午节便兼饮菖蒲和雄黄酒了。雄黄有毒，具有杀虫解毒的作用，以此配酒，虽然能起到抑制细菌的作用，但对人体也有很大的毒害，不应内服，所以端午节饮雄黄酒是一种有害的风俗。那么古人为什么要在端午节饮这两种酒呢？其原因也是在于古人认为五月为恶月，饮这些酒可以起到辟邪、除疫的作用。
    汉唐时在端午节朝廷和家庭都要分别举行宴会，以示庆贺。唐代宫廷端午宴享时，皇帝都要对大臣有所赏赐，以示恩宠，最常赐之物是夏令的粽子。这一天还要举行一些娱乐活动，据《开元天宝遗事》记载，宫中每到端午节，就造粉团、粽子置于盘中，再制作纤巧的小角弓，箭射盘中的粉团，射中者食之。因为粉团滑腻又小，颇难射中。这本是宫中游戏，后来传遍长安，射粉团、食粉团成了端午节的一种风俗。一般民众家庭宴会，除了吃粽子、饮菖蒲酒外，还讲究吃新鲜蔬菜，俗又称“尝新”。
    五、中秋节饮食礼俗
    在中国传统的岁时节日中，中秋和元旦、端午是三个最大的节日，如果加上正月十五元宵节，共为四大节。
    八月十五，秋已过半，是为中秋。中秋的渊源是先秦时的秋祀和拜月习俗。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家家拜祀土地神，久而久之，围绕“秋报”形成了一系列风俗。同时，中国的原始宗教是多神教，自然崇拜占有重要地位，祭月、拜月之风很盛，这便为中秋节的产生提供了温床。但是，中秋节成为一个气氛隆重、情感色彩强烈的大节日，却是在南北朝以后，节日的某些习俗形成也比较迟，一般认为，中秋节成为节日，大约始于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