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科举，兴学校”的共识
    在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迫在眉睫。许多有识之士取得共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那时的外国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它们成功地建设了资产阶级的现代国家。”于是，中国社会形成一股呼吁“新学”的思潮，“国内废科举，兴学校，好像雨后春笋，努力学习西方。”（注：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第4卷，1474页。）严复与张元济追寻时代进步潮流。
    严复在1895年发表的文章中极力批判科举考试制度。他认为八股取士有三大害处：“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摧残中国的人才。他主张中国的变法维新应从废除八股文入手。他写道：“天下理之最明而势所必至者，如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是已，然则变将何先？曰：莫亟于废八股。夫八股非自能害国也，害在使天下无人才。”（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40页。）他对八股取士与国家危亡的关系做了总结：“总之，八股取士，使天下消磨岁月于无用之地，堕坏志节于冥昧之中，长人虚骄，昏人神智，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此之不除，徒补苴罅漏，张皇幽渺，无益也；虽练军实，讲通商，亦无益也。何则？无人才，则之数事者，虽举亦废故也。舐糠及米，终致危亡而已。”（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43页。）他认为人才是国家存亡的决定因素，破坏人才的八股取士制度不废除，将使国家陷入危亡境地。
    严复明确地指出救亡自强之道在于“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注：严复：《救亡决论》，《严复集》，43页。）他反复强调学习西学的重要性，而且付诸实践。1896年，严复在天津创办了一个俄文馆。（注：林耀华：《严复社会思想》，燕京大学《社会学界》，第7卷。）他亲任天津俄文馆总办，拟订课程，聘请教师，筹划学校规模，培养俄语外交人才，以适应当时政府外交事务的需要。
    张元济也认为废科举、兴学校是救国自强的当务之急。他在1896年6月8日致汪康年书称：“今之自强之道，自以兴学为先，科举不改，转移难忘。吾辈不操尺寸，惟有以身先之，逢人说法，能醒悟一人，即能救一人。”（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676页。）1897年2月，他在北京创办的西学堂开学，招收京员及官绅子弟四五十人，“学习西国语言文字”。（注：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4008页。）后来，经严复取名“通艺学堂”。（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5页。）严复推荐侄儿严君潜充当“通艺学堂”的教员。严复应张元济之托还为“通艺学堂”聘请外籍教师。据张元济1898年1月13日致汪康年书称：“敝馆教习已请定，系由严又陵经手，由伦敦聘来，每岁脩金二千两，系教会董事代请，故脩费不昂，而可得良师，但不知果能如其所言否。”（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二，1719页。）张元济为办好“通艺学堂”煞费苦心，表现高度的责任感。
    1898年9月18日，严复到“通艺学堂”讲学，题目是《西学门径功用》。严复在讲演时，首先介绍了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的著作《化中人位论》即今译《人类在自然界的位置》。该书从比较解剖学、发生学、古生物学等方面，详细阐述了动物和人类的关系，确定了人类在动物界的位置，首次提出了人猿同祖论。这个观点在生物学界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严复用简捷的语言说明了赫胥黎《化中人位论》的主要观点。他说：“昔英人赫胥黎著书名《化中人位论》，大意谓：人与猕猴为同类，而人所以能为人者，在能言语。盖能言而后能积智，能积智者，前代阅历，传之后来，继长增高，风气日上，故由初民而野蛮，由野蛮而开化也。”（注：严复：《西学门经功用》，《严复集》，92页。）他从人与动物区别的角度说明人必须重视学习。他说：“故生人之事，以炼心积智为第一要义。炼心精，积智多者为学者，否则常民与野蛮而已。”他接着讲述为学穷理的一般方法。一为考订，二为贯通，三为试验。他指出学习科学理论，先观察，后总结，再试验。“试验愈周，理愈靠实矣，此其大要也。”严复强调理解、认识、思维在学习科学知识过程中的关键作用。他说：“吾人为学穷理，志求登峰造极，第一要知读无字之书。”他认为只有真正理解的知识，才能运用自如，“则可据已然已知以推未然未知者，此民智最深时也。”（注：严复：《西学门经功用》，《严复集》，93页。）这是严复对治学方法的概括与总结。
    据当时《国闻报》报道，1898年五六月间，应通艺学堂聘请，严复曾经两次前往讲学，“考订功课，讲明学术”。9月间，由于光绪皇帝召见，严复来京寓居“通艺学堂”，学生纷纷拜访求教，“诸生请业者络绎不绝。”（注：《国闻报》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严观察登堂宣讲》，《戊戌变法》三，411页。）
    光绪皇帝关心“通艺学堂”。早在1898年6月16日，他召见张元济时就说：“要学生好好的学，将来可以替国家做点事。”（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5页。）然而，伴随戊戌变法的失败，“通艺学堂”也就解散了。张元济被罢了官，学堂无人接办。“肆业各学生因八股取士已复旧制，亦各意存观望，纷纷告退。”张元济将“通艺学堂”的所有书籍器具及积存余款，开列清单，呈报管学大臣孙家鼐。肆业各京官均已风流云散，不知去向。“凡都中士大夫有谈及西学新法者，同僚之中均闻而却避。盖恐人指之为康党，以致罹于法网。故自同文馆以外，竟无人再敢言声光化电之学，念爱皮西提之音。”（注：《通艺罢学》，《戊戌变法》三，449页。）“通艺学堂”归并京师大学堂了。
    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创办起来的。在当时曾拟定委任张元济为总办，严复为总教习。“京师讲求新学之士大夫，莫不以此举为得人。”（注：《京城大学堂拟请总教习》，《戊戌变法》三，384页。）张元济没有接受这个职务，“因其所用之人多非同志，极力辞退。”（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1737页。）严复也未到京师大学堂就任。当时《国闻报》就此事发表评论：“可见中国创办一事，欲得人而理，有如此之难，其实中国未尝无人，仍不过以资格二字拘泥困守而已。”（注：《京城大学堂拟请总教习》，《戊戌变法》三，384页。）清政府竟以“资格”为由另任他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