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皇帝直言救时要政
    严复与张元济在戊戌变法期间，都曾经上书皇帝，力陈救时要政，阐发自己的改革主张，表现了强烈的爱国情怀。
    1898年1月27日至2月4日《国闻报》发表不署名的社论《拟上皇帝书》。这是严复写的长篇政论文章。严复首先指出中国面临着“大势岌岌，不治将亡”的危机局面。“举朝之人无有能力为陛下画一策，出一谋以御侮威敌者”。他为皇帝左右没有能人画策深感痛心。他认为中国的积弱，至今已经达到了极点，究其原因，内治占十分之七，外患占十分之三。中国之所以国势不振，由于不知外情，不求自奋，不争自主之权。因而，中国奋发自强是非常重要的问题。
    内治不修，积重难返，是国家衰弱的根本原因。中国内治不修的关键在于“法既敝而不知变也。”严复进而强调了中国变法的重要性。他写道：“臣闻天下有万世不变之道，而无百年不变之法。”严复通过中外各国史书的例论，说明变法与国家长治久安的关系。他认为中国应该学习外国，“因世变化，与时俱新”。他劝皇帝在全国上下争言变法的形势下，当机立断，决心改图。
    严复综合古今谋国救时之道，概括为“治标”与“治本”两个方面。“标者，在夫理财、经武、择交、善邻之间；本者，存夫立政、养才、风俗、人心之际。”他对“治标”与“治本”的关系进行论证：“势亟，则不能不先事其标；势缓，则可以深维其本。”“治标”与“治本”互相联系，二者不可偏废。
    严复认为要想长治久安，富国强兵，必须在竞争中提高国民的智勇素质。他说：“顾富强之盛，必待民之智勇而后可几；而民之智勇，又必待有所争竞磨砻而后日进，此又不易之理也。”他明确地指出，在外敌入侵的新形势下，继续用过去的办法治国是不行的，必须起用与古初不同的人才，“策外交而辅内理”。他强调指出“求财非难，而理财为难；求才非难，而知才实难”。这是非常深刻的见解。
    严复主张变法，但是看到变法的难度很大。他提出变法不仅要增新，而且要除旧，补泻兼施。他说：为政之道，“除旧布新，相因为用”。这个认识充满了辩证观点，符合实际，要比同时代的朝野志士高明得多。当年不少维新志士侧重“布新”，忽视“除旧”，导致变法失败。
    严复主张“治标”急须实行三项措施。第一“联各国之欢”。即在外交政策方面做些调整。严复认为国际形势是变幻莫测的，中国应采取恰当的外交政策，联络各国，可以消除亡国之祸。他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一人身上，显然是个幻想。第二，“结百姓之心”。即了解民情，爱护民众，利用民心抗抵侵略者。他认为善结人心为自古立国之道。恢复中国民众的凝聚力，不是以花言巧语能够取得的。严复论述了民心向背对于国家安危的重要关系，却没有认识到封建统治者与人民群众根本对立的关系，是不可能得到民心的。第三，“破把持之局”。即对顽固守旧的官吏阻碍变法，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进行必要的斗争。严复特别强调抑制“侥幸之门”，就是要限制乘国家破格用人之机，通过拉关系、走后门，混进政府当官的“小人”。“小人宁坐观其国之危亡，不以易其身一朝之富贵”。同时要对付貌似“君子”的守旧势力。严复从中国历史上变法改制的经验中吸取营养，规劝光绪皇帝提高警惕。由于变法使一些人失掉私利，因此要受到阻碍。他希望皇帝实行变法的时候注意用人得当，“则慎勿为私利者之所把持。”这是严复有政治远见的表现。
    严复在《拟上皇帝书》中仅仅提出变法以前急需解决的三个问题，还有关于改革具体内容的四点意见则没有正式公布于众。同年3月20日，他的好友吴汝纶写信称赞《拟上皇帝书》说：“前读尊拟万言书，以为王荆公上仁宗书后，仅见斯文而已。虽苏子瞻尚当放出一头地，况余子耶？况今时粗士耶？独其词未终，不无遗憾。务求赓续成之，寄示全璧。虽时不能听，要不宜惩羹吹齑，中作而辍。篇中词意，往复深婉，而所言皆确能正倾救败之策，非耳食诸公胸臆所有。”严复将改革四点意见写信寄给了吴汝纶，大约为澄清吏制，发展经济，废除科举，提倡西学之类内容。8月23日，吴汝纶致书严复称：“所示四事，皆救时要政。国势险夷，万法坐敝，条举件论，不可一二尽。”（注：严复：《拟上皇帝书》，《严复集》，1561～1562页。）他以久经官场的目光注视晚清社会腐败已达极点，不是办几件事就可以扭转乾坤的。
    光绪皇帝在9月14日召见严复时，让他将万言书缮写进呈。由于不久发生政变，万言书未能送到皇帝手中。大学士王文韶担心严复受到牵连，“密示意先生离京，即日返津。”（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48页。）严复写了《戊戌八月感事》诗：“求治翻为罪，明时误爱才。伏尸名士贱，称疾诏书哀。燕市天如晦，宣南雨又来。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注：严复：《戊戌八月感事》，《严复集》，414页。）他歌颂维新志士，表示继续奋斗。
    张元济在“百日维新”期间上了两份奏折。1898年9月5日，他上奏皇帝极力倡导“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他认为变法自强，挽救危亡，必须“正本清源”、“痛除本病”、“握要以图”。他强调抓根本，抓要害，抓重点。他系统地提出总纲五条，细目四十条。（一）“设议政局以总变法之事”。仿照西方国家将“行政”与“议政”分立，先于内廷设一议政局，简派年富力强，通达时务，奋发有为的人充局员，核议臣工士民条陈，请旨施行。他力图以维新派代替顽固派旧官僚，建立一个推行新政的核心机构。（二）“融满汉之见”。他建议皇帝发一诏旨，切责满汉诸臣，不宜各分畛域。内地满蒙各旗，统宜编入民籍，归地方官管辖。允许旗汉互通婚姻。取消出外经商之禁，任旗民自谋衣食。各衙门堂官有满汉并列者只留一人，任人唯贤。这是消除清朝入关以来的满族特权地位，建立民族平等社会关系的重要改革。（三）“通上下之情”。他提出皇帝随时亲临京师各衙门及各学堂考察新政，并巡幸各省，游历外洋。允许士民言事，直达御前。每年调地方官员来京召见，既可察其才能，亦借以了解民间疾苦。另将全国新报各备一份，逐日进呈御览。张元济希望皇帝决策建立在熟悉国情民情基础上。（四）“定用人之格”。他认为“人才自在不善用之，故有才如无才耳。”他指出当代的各级官吏都是一些“殃民蠹国之徒”。皇帝如果全部裁撤，真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他主张新政衙门应该选拔“其才可用者”当差；重新整顿机构，精减人员，专司一事，不得兼职；重定赏罚章程，阻挠新政者治罪；特旨录用“愿行新政之人”；永远停止卖官鬻爵；废科举，设学堂；整顿地方官制等等。他强调澄清吏制，把那些腐败分子从政府机关清理出去，提拔一些有能力、有才学、有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参政。（五）“善理财之策”。指出清政府任用管理财务的人是不得力的。“以今之人理今之财，自私自利之不遑，岂能于公家有所裨益。”他提议彻底清查户部及各省财务账目，然后通盘筹算，详议办法。公布十年间政府财政收支情况。京师设局铸造货币，重定币制颁布全国。他认为“此事为国家命脉所系，不可目为琐屑而忽之也。”他主张国家经济发展要重商权。“今日为商战世界。中国向有贵农贱商之说，故无商学。无商学故无不败。”既然京师已经设立工农商总局，应该扫除官气，实力保护商务，尽快制定《商律》。“如此而商务不旺者，未之有也。”（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42页。）张元济希望通过变法发展民族资本主义经济。
    1898年9月18日，在戊戌政变发生前三天，张元济再次上奏光绪皇帝，“亟宜慎选贤能”。他强调新政衙门用人要慎重。他指出京师设立矿路农工商总局，为各行省的表率，必须选拔“才识卓著者”任职，“无知识者，断不任令滥竽充数。”他听人说各衙门裁减的人员充补其缺，感到不胜骇异。他认为这样做有害于新政。建议用人须经严格审查，“切实保荐素习矿路农工商学之人送部引见，候旨派充。”（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张元济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195页。）选拔年力精壮，勤慎趋公者，才有利于新政的开展。
    当时，张元济为刑部主事兼充总理衙门章京，又在矿路局当差。他请求设在总署内的矿路局将来另设衙署，断难兼顾，必当辞退。然而，事隔数日，戊戌政变发生了。10月8日，刑部主事张元济被革职“永不叙用”（注：朱寿明：《光绪朝东华录》（四），4220页。）。10月11日，他致书汪康年：“弟事已定，即日南下，约重阳后可在沪相见。”（注：张元济：《致汪康年书》，《汪康年师友书札》三，1739页。）据孙宝瑄《忘山庐日记》11月13日记载：“张菊生至自津，旅中虹桥”。（注：孙宝瑄：《忘山庐日记》，273页。）这一天，张元济到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