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传播西学道路上
    思想文化潮流伴随着戊戌变法的政治潮流。如果说戊戌变法在政治上失败了，那么在思想文化领域却取得了成功。严复与张元济在戊戌思潮中从事出版编译事业，广泛传播西学，从而成为斐誉神州的文坛巨星。
    张元济开创出版事业得到严复的真诚支持；严复的译著由于张元济的出版而闻名遐迩。他们是1898年开始走向文化道路的。
    张元济在京被革职后，大学士李鸿章派亲信于式枚前往慰问。过了几天，于式枚对张元济说：“你可先去上海，李中堂已招呼盛宣怀替你找事情。”（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8页。）1898年11月中旬，张元济到达上海后，盛宣怀找张元济说：“李中堂已来信介绍，现在请你在南洋公学办理译书的事。”（注：张元济：《戊戌政变的回忆》，《戊戌变法》四，328页。）南洋公学是盛宣怀筹办包括大中小学在内的新式学堂，附设译书院一所，“将图书院购藏东西各国新出之书，课令择要翻译陆续刊行。”（注：盛宣怀：《南洋公学章程》，《愚斋存稿初刊》卷二。）张元济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
    万事开头难。张元济创业伊始遇到许多难题，寻求好友严复的支持。他在1899年3月24日写信给严复询问译书方面的技术问题，如上等英文译员一人，每天专心译书六个小时能译多少字，月薪须多少两银子；怎样选译政治、法律、理财、商务之类书籍；可否选择专门字典；选定书籍后，发人包译，请严复为总校如何；包译办法及如何给费，并请严复推荐译员等。严复回信详细地回答了张元济的问题，推荐了几位英文、德文和法文译员，并高兴地说：“译书为当今第一急务，喜提倡之有人。”（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525页。）他称赞张元济主持南洋公学译书院为“莫大盛举”。（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526页。）
    当时，严复正以译著西书为己任，传播西学，启迪国人。他认为民智不开，则守旧维新两无一可。因此，先从传播西学入手开启民智，“但令在野之人与夫后生英俊洞识中西实情者日多一日，则炎黄种类未必遂至沦胥。”（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525页。）1899年4月，张元济将严复所译《支那教案论》中文本在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这是英国人宓克写的关于中国发生“教案”的一些意见。作者力图规劝传教士，避免国际纠纷。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严复译书借题发挥，讥讽那些不关心国家命运的达官贵人、封建士子空谈误国行为。
    张元济在南洋公学译书院还出版了严复的译著《原富》。这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所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又称《国富论》。该书批判了重商主义经济学派只有外贸才是财富源泉的理论，批判了重农主义经济学派只有农业才是创造财富的偏见，系统地提出了任何生产部门的劳动都是财富的源泉理论。这个理论上的突破，不仅为政治经济学开拓了新园地，也为英国资产阶级增加利润扩大商品生产提供理论根据和具体方略。严复高度评价了亚当·斯密《原富》的重要价值：“此书的系要书，留心时务，讲求经济者所不可不读。盖其中不仅于理财法例及财富情状开由立学，且于银号圜法及农工商诸政，西国成案多所征引。且欧亚互通以来一切商务情形皆多考列，后事之师，端在于此。又因其书所驳斥者多中吾国自古以来言利理财之家病痛，故复当日选择特取是书，非不知后来作者之愈，精深完密也。”（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533页。）该书受到时人重视，严复说“人来访我，言次必索《原富》。”（注：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546页。）1902年，该书出版迅速销售一空，士子名流置之案头，探究新学，称赞不已。
    不久，张元济离开南洋公学译书院，投身商务印书馆，任编译所所长。从1903年到1918年，他主持编译所工作，后来任商务印书馆经理、监理、董事长等职，为发展中国文化事业辛勤工作50余年，成为著名出版家。他放眼世界，重视介绍新知，传播西学。1903年，出版严复译的约翰·穆勒《群己权界论》、斯宾塞《群学肄言》。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所译甄克斯《社会通诠》、孟德斯鸠《法意》。1905年，商务印书馆重印严复译赫胥黎《天演论》。190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严复译耶芳斯《名学浅说》。1912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严复译《穆勒名学》。以上所译将8种西方名著全经张元济出版，其中有的书印9版、10版之多。1931年，商务印书馆将8种书编辑成《严译名著丛刊》发行，从而严复成为举世瞩目的“介绍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注：胡适语，见申报馆《最近之五十年》。）。
    张元济重视传播西学。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与严复齐名的译书能手林纾的多种西方文学名著，诸如《巴黎茶花女遗事》等等。也出版宣传社会主义的译著；出版《世界丛书》，汇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名著，其中包括马克思的《价值价格及利润》；还出版《马克思研究丛书》，广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
    严复与张元济都是主张学习西学的，并且为传播西学、启迪民众付出了辛勤劳动，创造了辉煌业绩。他们尽管在对待教育、中西文化关系问题上认识并非完全一致，例如1902年，张元济发表《答友人问学堂事书》，强调继承“中学”，严复发表《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主张讲求西学；但是，他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继承与发展都充满了热情。1903年，门生熊元锷（季廉）在北京将研究《老子》一书的稿子送请严复指导。严复作了认真删改，重新编列题目，增加文字。1905年，熊元锷于日本东京刊行《侯官严氏评点老子》一书。夏曾佑在序言中强调严复对《老子》的新见解：“老子既著书之二千四百余年，吾友严几道读之，以为其说独与达尔文、孟德斯鸠、斯宾塞相通。尝为熊季廉说之，季廉以为是。曾佑闻之，亦以为是也。”（注：夏曾佑：《严氏评点〈老子〉序》，《严复集》，1100页。）
    严复生平喜读《庄子》，累读不厌，“每一开卷，有所见，则随下丹黄。”（注：严复：《与熊纯如书》《严复集》，608页。）他批点的《庄子》被时任京师大学堂教习的马通伯借去不还，却换了一本新书送来。1916年后，他重新手批《庄子》，书稿曾经交付商务印书馆准备出版，可惜在1932年“一·二八”日本侵占上海时毁于战火中。（注：王遽常：《严几道年谱》，113页。）后来据“副本”排印传世。
    张元济极其重视传统文化，认为“中原文物系属老成，国之光也”，祖先所留文化遗产存亡“事关国脉”。（注：《张元济书札》，2页。）他在抢救古代文化遗产、搜求善本、整理出版古籍方面做了杰出贡献。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出版《涵劳楼秘籍》、《四部丛刊》正续三编，《续古逸丛书》，影印《道藏》，编印《百衲本二十四史》、《十通》，指导编辑《万有文库》、《国学基本丛书》、《丛书集成初编》、《中国文化史丛书》、《四库全书珍本初集》等许多大型丛书。张元济说：“吾非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吾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效力。”（注：张树年：《张元济年谱》，83页。）他从事文化工作充满高尚的爱国情操与历史责任感。
    恩格斯说过：“歌德和黑格尔各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奥林帕斯山上的宙斯，但是两人都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注：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214页。）如同许多在历史潮流前面的杰出人物一样，严复与张元济也不无缺陷或偏颇。后来人评论前贤以大节和主流方面给予一定历史地位。总观全局，严复与张元济为近世中国文化领域两颗巨星则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