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戊戌维新思潮是近代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是一次有声势的新文化运动，对近代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领域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就史学而言，戊戌维新思潮对于促进从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转变的中国史学近代化也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在考察戊戌维新思潮与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关系的时候，应该认识到，戊戌维新思潮是与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伴随着这场政治运动而发生，是由于政治运动的需要，并直接为其服务的。”（注：龚书铎：《戊戌新文化运动述略》，《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增订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第195页。）维新派在近代史上首次明确提出要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他们要求广开言路、准民上书言事，仿照日本的明治维新，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康有为把君主立宪解释为“君民同体”。他说：“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注：《上清帝第二书》，《戊戌变法》第2册，第153页。）维新派主张的“变官制”的核心就是依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设制度局议政立法，康有为面陈光绪帝：“臣请皇上变法，须先统筹全局而全变之，又请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乃有益也。”（注：《康南海自编年谱》，《戊戌变法》第4册，第145页。）维新派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戊戌变法所希望达到的政治目标，都说明这是自鸦片战争以后在近代史上的一次意义重大的政治运动。
    因戊戌维新运动而形成的戊戌维新思潮，较之持续仅百余日的戊戌变法，不仅在时间上要长得多（大致从1895年至20世纪初年）而且在影响上要更为广泛和深远。戊戌变法本身虽然失败了，但是戊戌前后以变法图强和向西方学习寻求真理为标志的戊戌维新思潮，所产生的影响是无法遏制的。
    戊戌维新思潮从探讨甲午战争失败原因、寻求挽救民族危亡的途径为开端，逐渐发展成为一次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新文化运动。戊戌政变前，各地维新人士在全国设立了强学会、保国会、中国公会等各种学会百余个，创办《时务报》、《强学报》、《中外纪闻》等报刊数十家，创立了各种新式学堂180余所（注：见《戊戌变法时期成立的学会、学堂、报馆分布图》，《历史教学》1982年第9期。），在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社会舆论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变法失败后，维新派很快重整旗鼓，创办了《清议报》、《新民丛报》等多种报刊，在大力宣扬变法维新思想的基础上，进而广泛涉及西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思想观点，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探讨国家和民族的振兴之路，使爱国主义激情与理性思考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理论方面已经具有了近代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国家概念。维新派所发动的声势浩大的宣传浪潮和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把戊戌维新思潮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
    向西方学习，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学术思想，是戊戌维新思潮的重要内容。与甲午战争前相比，维新派突破了仅仅引入西方生产技术和自然科学等领域的范围，而涉及到了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的各个方面，充分反映出他们对西学的认识程度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正是戊戌维新思潮的意义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以至发展成为一场新文化运动的原因所在。严复说：“欲开民智，非讲西学不可。”（注：严复：《原强》，《戊戌变法》第3册，第57页。）梁启超撰写了《西学书目表》和《西政丛书辑成》，指出西学是“致治之本，富强之由。”（注：梁启超：《西学书目表》，《戊戌变法》第1册，第448页。）兴办学堂、组织学会、创办报刊、翻译新书等活动，均与向西方学习有直接关系。维新派的报刊翻译介绍了大量的西方论著，《时务报》还聘请了数种外文的翻译。他们设立了译书局和译书分会，专门翻译出版西方的有关论著。变法失败后，对西方文化的介绍更为充分，国内学界与留日学生积极参与，汇成一股声势巨大的社会潮流，译书内容几乎涉及西学的所有范围，数量达到惊人的程度。“翻译书籍出版者，人人争购，市为之空……斯时智慧骤开，如万流潏沸，不可遏抑也。”（注：欧榘甲：《论政变为中国不亡之关系》，《戊戌变法》第3册，第156页。）戊戌维新思潮不仅从意识形态领域否定了二千年来服务于专制制度的思想体系，给专制统治带来了空前的冲击，而且由此产生的新文化运动，成为近代学术、文化、教育等领域的起点。
    贯穿于戊戌维新思潮始终的，是对西方进化论学说的介绍与传播。进化论成为戊戌维新运动的重要的理论指导。可以认为，戊戌维新思潮为进化论的传播创造了条件，而进化论的广泛传播进一步促进了戊戌维新思潮的深入发展。严复于1895年开始翻译、并于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在知识界产生了强烈影响，社会进化学说成为中国近代学术之圭臬。进化论学说在当时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鲜的世界观，也破天荒地为中国史学界引入了崭新的历史观。
    进化史观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首先在于，打破了传统史学中陈旧落后的历史观念，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历史思想，开启了人们的视野。在中国传统的史学观念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复古倒退的历史观和循环的历史观。复古史观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上古三代才是中国历史最理想的黄金时代，越到后来，历史越退化。循环史观则认为社会历史按照一治一乱的规律依次循环运转。虽然中国古代史家也不乏历史进步的精彩论述，但多失于零散和简略，难以形成有系统的理论认识。严复从1895年开始，先后在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救亡决论》等论文，并翻译了赫胥黎所著《天演论》。在这些论文和译作中，严复怀着“警世”的强烈愿望，系统地介绍了西方进化思想。赫胥黎的通俗著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出版于1894年。严复选择这本书及时地译述，在当时的情况下，他不作原书直译，而采取意译、改写、插入议论和加上大段按语的方法，着眼于中国实际，就原著某一内容或观点加以发挥。他阐述进化发展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下至草木虫鱼，上至天地日月，“一切民物之事，与大宇之内局诸体……乃无一焉非天之所演也。”（注：《天演论》导言二《广义》。）天地一切都在变化，只有天演的规律是永恒的。严复还根据斯宾塞“物竞天择，生存竞争”的理论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他认为，人类自远古以来，也各争以自存。“其始也种与种争，及其稍进，则群与群争，弱者常为强肉，愚者常为智役，及其有以自存而遗种也，则必强忍魁桀，矫捷巧慧，而与其一时之天时地利人事，最其相宜者也。”（注：《原强》，《戊戌变法》第3册，第41页。）故此，适应环境，不断进化，产生新特性、新能力，这是在激烈的生存竞争中取胜的根本条件。“进者传而存，不进者病而亡焉。”（注：《天演论》导言十五《最旨》。）目的在于使人们警发“保群进化之图”，去旧求新，学习西方，变革图强。严复吸收了斯宾塞把生存竞争引入人类社会的思想，而抛弃其“任天为治”的观点，同时吸收和发挥赫胥黎所主张的人类不应任由物竞天存命运的摆布，人类应发挥力量加以干预的观点。这样，严复以达尔文进化学说为基础，又经过自己的综合、补充和创造，使他的理论主张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对处于危机关头的中国人“自强保种”起到了极大的激励作用，为戊戌维新思潮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作为一种先进的历史观，进化史观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影响同样至为深入。它启发人们怎样用进化史观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发展*
    如何看待传统的中国史学，怎样使历史悠久的传统史学适应当时的社会发展而具备新的生命力等等。可以说，进化史观为中国史学近代化第一次注入了理论内涵，并成为20世纪中国的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之一。
    进化史观对于中国史学的影响还在于，《天演论》初步涉及了人类社会发展变化规律的探讨。维新派的代表人物对中国历史作了阶段性划分，并以此作为说明变法维新是历史演变的必然结果。严复也同康有为等人一样，依据公羊三世说把中国历史划分为“治世”、“乱世”、“衰世”三个阶段。所谓“治世”是未来的理想社会，所谓“乱世”是战争频繁、政局变化的时代，所谓“衰世”则是政教倾颓的阶段。他们通过历史进化观说明当时的中国即处于“衰世”，如不进行变法维新，将要亡国灭种。虽然这套学说目的在于为变法寻求理论依据，但是以进化史观对中国历史作阶段性划分，客观上也是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积极促进。此后，人们在论及中国历史或撰述中国通史的时候，以某种历史观点作为指导而对中国历史作阶段性的划分，已成为不可回避的重要问题。
    因戊戌维新思潮而传播开来的进化史观，对于中国近代史学的开端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一大批近代史学家都接受了进化史观，并由此为中国史学近代化作出了突出贡献。梁启超称对《天演论》“循环往复诵数过，不忍释手”，“南海先生读大著后，亦谓眼中未见此等人。”（注：梁启超：《与严幼陵先生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他认为，“中国数千年学术之大体，大抵皆取保守主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古时，日趋而日下”，自进化学说传入后，“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日进而日盛。”（注：梁启超：《南海康先生传》，《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胡适形容进化论如野火一样延烧着许多人的心和血，“《天演论》出版后不上几年，便风行全国，竟做了中学生的读物了。”（注：胡适：《四十自述》，《胡适作品集》第1集，台北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版，第54页。）顾颉刚写道：“吾意无论何学何事，要去论他，总在一个历史进化观念，以事物不能离因果也。”（注：见顾潮、顾洪：《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本世纪初以来，标志着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多种史学思潮与流派、史书撰述和史学研究成果，都能够看到进化史观所起的作用。进化史观为新史学的产生奠定了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