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史学近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对外国史的初步介绍与研究和对西方史学的引入。对于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有助于扩大眼界，突破长期以来以自我为中心的本国史的局限，把中国史放入世界史的范围中加入考察；引入西方的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对于传统史学向近现代史学的转化，对于打破旧史学、建立新史学，都具有重要意义。上述这两个方面，均发端于戊戌维新思潮时期。
    从1895年戊戌维新思潮的兴起，到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维新派积极编写出版有关介绍外国史的论著，并且大力提倡学习外国历史，作为中国变法图强的借鉴。他们为了救亡图存、变法改革，非常注意把史学作为一种有力的工具。他们认识到，“鉴于远古，不若鉴于近今。”（注：康有为：《进呈突厥削弱记序》，见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8页。）借鉴世界近代史中的变革实例，方可有助于变法图强。而这股对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的热潮，客观上则是中国近代史学发展中有规模地接触并研究外国史的开始。
    还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就已经有王韬、黄遵宪等人开始致力于外国历史的介绍。王韬的《法国志略》介绍了法国的历史地理状况，《普法战纪》则对法国与普鲁士的社会现状作了概述。黄遵宪的《日本国志》是一部杰出的外国当代史撰述，及时向国人提供了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作为自己祖国的千秋史鉴，进而由日本涉及欧美国家的发展取向，打开了观察世界潮流的窗口。这些著作都与戊戌维新思潮有密切的联系，成为介绍外国史的最早著述。
    戊戌维新期间，向西方学习，介绍外国历史已成当务之急需。康有为编纂的《日本书目志》中，比较广泛地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出版的有关日本史、世界史和国别史著作及教科书，其中有许多是根据西方史编译的。他在介绍的同时，不断强调对外国史要“鉴而用之”，作为“药石”。其他维新派人士的言论，如严复的《上今上皇帝万言书》，梁启超的《变法通议》等，也都大量列举世界各国的史实，说明中国变法维新的必要性。对外国历史的介绍与研究，就是基于此种动机和在此基础上所作出的著述。根据已故的近代史学史研究专家俞旦初先生的研究和整理，（注：见俞旦初著《简论十九世纪后期的中国史学》，载于《爱国主义与中国近代史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5月版。）关于外国史的这些著述，可概述为下列几种情况。
    （一）对那些因“守旧不变”、“不图自强”而导致亡国的国家的历史记述，以此作为中国的前车之鉴。如梁启超的《波兰灭亡记》、康有为的《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等。《波兰灭亡记》作于1896年，介绍了波兰不图自强而托庇大国，终被周围列强瓜分亡国的历史，揭露沙俄“鲸吞蚕食诸国，以自广大，虽由兵力，抑亦有权谋”，总结出波兰“欲庇大国之宇下，借他人之保护”，“足以速其亡而已”的历史经验，以此警示清朝统治者，唤醒中国人民。1898年，康有为向光绪帝进呈《波兰分灭记》，书中分析了波兰灭亡的原因，一是由于当权者“守旧保禄，苟延旦夕，而甘心卖国”，一是由于轻信和依赖沙俄。“虽有无数之忠臣义士，终为无救于亡矣”。希望光绪帝痛下决心，放手维新派人士参与变法。《突厥削弱记》用日益衰弱、“人人思易朝逐君”的土耳其的历史与现状来比拟中国，说明再不变法自强，则危亡日近。
    （二）对那些因“改弦更张”、维新变法而使国势日盛的国家的历史记述，以为中国所取法效仿。这类著述，除前述之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外，还有如唐才常的《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康有为的《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等。继黄遵宪之后，唐才常对于日本维新历史的介绍也作出了很大贡献。他写的《日本安政以来大事略述》，连续发表于《湘学新报》上。他高度赞扬了日本的明治维新，歌颂日本的维新志士以坚韧不拔的精神，历尽险阻而争取维新的事迹。他总结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原因，是不耻于而且善于学习外国先进的政治和科学，精益求精。日本过去向中国学习，现在向西方学习，“变法只三十年”，成为亚洲强国。《俄彼得变政记》是康有为所著各国变政记中唯一公开发行的一种，1898年出版。书中介绍了彼得大帝微服出游瑞典、荷兰、英、德、法诸国，学习其先进的政治、法律制度，改变了俄国贫穷落后面貌的过程。《日本变政考》也是康有为进呈光绪帝的关于日本的各项重大改革措施的著述。康有为还在其中就中国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诸方面相应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写成按语，建议光绪帝借鉴日本变法的成功经验，发展国内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和近代文化教育事业。戊戌变法中所发布的一些变法谕旨，除了受黄遵宪《日本国志》的影响外，多采自康有为《日本变政考》的按语。
    （三）对一些国家、民族盛衰兴亡的历史作综合考察，了解外国的历史发展，总结历史经验。唐才常的《最古各国政学兴衰考》，介绍了印度、埃及、希腊、波斯、罗马等文明古国的经验，说明一个国家的变与不变对这个国家兴旺发达与衰微没落的关系。唐才常的另一部著述《各国种类考》，根据达尔文进化论的理论，从历史上寻求世界各国的“强种”之术，作为中国变法维新的借镜。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在当时很流行的对外国史的译述，如李提摩太、蔡尔康译的《泰西新史揽要》，程世爵译的《万国史记》，瑞思义、蔡尔康译的《万国通史》等。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史志类中，外国史的书籍有25种，而据后人推断，“晚清编译的西洋史书籍，当不下百种，大概可以断言。”（注：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2卷，1949年10月。）
    上述对外国史的介绍与研究的著述，直接目的都是服务于变法维新的。作为戊戌维新思潮的一个方面的内容，人们不仅开始初步了解了外国的历史情况，也逐渐意识到外国史研究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从而对于突破单一的中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也使得外国史研究成为了中国史学界所应致力的一项重要内容。
    戊戌维新思潮所引发的对西方文化意识形态的全面介绍，也包括了西方的史学理论和方法，这对于中国史学近代化具有直接的促进作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梁启超等人对西方文明史学的创建者法国人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作了介绍。重点阐述了史学理论与史学研究方法的英国人巴克尔的《英国文明史》，在当时有数种译本流传。此外，从日本介绍日本学者所引入的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也是一个主要途径。1902年，留日学生汪荣宝编译日本学者坪井九马三《史学研究法》等著作，以《史学概论》为题在中国发表。日本著名史学家浮田和民集众多西方史家学说著成的《史学原论》一书，引起我国学术界的极大兴趣，一些留日学生竞相翻译此书，1902-1903年间在中国多达6种译本。国外史学理论的输入，促进中国史学界的进步人士对我国传统史学进行全面的反省。这些西方史学理论强调史学的概念和本质、史学的范围、史学的价值、史学与其他科学之关系、史学发展史、历史研究法、史学与地理环境、史学与国家政治、史学与史料学等等内容，向人们展示了近代史学不同于传统史学的全新视角。史学作为一门科学所应当起到的作用，物质环境和精神力量在人类历史发展中产生的影响，对历史发展的阶段性认识等关于历史学的基本问题，也启发人们对中国历史作全方位的思考。因此，从20世纪初年开始，人们提出了“史界革命”的口号，有了建立“新史学”的要求，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史学的近代化历程。
    思想文化运动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一般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够逐渐显露出来。从今天来看百年之前的戊戌维新思潮以及由此产生的戊戌新文化运动，其对中国近代史学的发展，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促进，意义至为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