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戊戌维新思潮对中国史学发展的重大意义在于，它直接推动了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展开。在此前，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史坛也发生了变化，但只是史学近代化的准备酝酿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走向腐朽没落，具有悠久传统的中国史学在许多方面已经明显地落伍了，传统史学已经无法适应新的社会政治状况和新时代所提出的要求。值得肯定的是，近代史家们以其强烈的爱国热情和忧患意识，为传统史学的转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魏源、张穆、何秋涛、徐继畲、夏燮、王韬、黄遵宪等人是其中的代表人物。对外国史地的介绍、对边疆史地的研究、对当代史的撰述等近代史学的内容，反映出了迥异于传统史学的新的史学发展趋势。然而在真正意义上促成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则必须联系到戊戌维新思潮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戊戌维新思潮导致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思想之输入，如火如荼”（注：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十四。），学术思想界中，史学受到的影响首当其冲。维新派中无论是政治活动家还是理论宣传家，多与史学有关系。他们借史学抨击旧制度和旧思想，宣传变法维新，史学则在这个过程中开始了其近代化的崭新历程，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波澜壮阔的新史学思潮。“维新派撰写了大量史学著作，强调史学应知国家、知集体、知今务、知理想，宣传了资产阶级的进化史观和英雄史观。”（注：吴廷嘉：《论戊戌思潮的历史作用》，《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43页。）除了上述史学受到进化史观的影响之外，这个时期的史学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明显特征。
    第一，指出传统史学的局限性，批判旧史学的种种弊端。戊戌思潮首次以批判的眼光审视传统史学，这其实也是中国史学近代化的前提条件。唐才常认为传统史学“精史载，订伪谬”者不乏其人，但是能够“破秦汉以来治乱得失之症结”者却很少，“十无一二。”（注：唐才常：《史学论略》，《湘学报》第1册，1897年4月21日。）徐仁铸指出史学长期以来因循守旧，无所发明，“近儒史学考订之书悉宜屏绝。”（注：徐仁铸：《輶轩今语》，《湘学报》第30册，1898年3月13日。）梁启超说：“盖从来作史者，皆为朝廷之君若臣而作，曾无有一书为国民而作也”。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帝王的家谱。他总结出旧史有“四弊”、“二病”：“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能因袭而不能创作。”（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对旧史学的批判，不仅见于专门的史学著作，而且还贯穿于维新派的各种宣传文字中，使之与戊戌变法维新结合起来。他们的言词虽不乏过激之处，但是面对步履沉重、老态垂垂的传统史学，多也切中要害。也正是在激烈批判传统史学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建立新史学。
    第二，借鉴西方的史学思想，重视“民史”。梁启超最早提出“君史民史说”，他说历史应包括君史、国史、民史，历史应为“国民”而作。谭嗣同认为以往旧史忽略了对民间生活、教育、商业、工业和农业活动的记载，他进一步说明报纸就是民史。徐仁铸介绍说：“西人之史，皆记国政及民间事，故读者可考其世。”（注：徐仁铸：《輶轩今语》，《湘学报》第30册，1898年3月18日。）邓实在《史学通论》中指出，旧史学多“朝史耳，而非国史；君史耳，而非民史；贵族史耳，而非社会史。统而言之，则一历朝之专制政治史耳”。陈黻宸强调，“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民者，史界中一分子也。”（注：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第2期，1902年9月16日。）宣传“民史”在史学中的重要性，在戊戌维新时期固然与批判君主专制制度、提倡民权和民主思想有直接关系，同时也对于扭转史学观念有重要作用。人们从中认识到，历史不仅仅是帝王将相的历史，“民史”在历史中至少也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第三，提出“史界革命”的口号，呼唤新史学的出现。在猛烈抨击旧史学的弊端，倡言“民史”的基础上，“史界革命”的口号被提了出来。梁启超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邓实认为“中国史界革命之风潮不起，则中国永无史矣，无史则无国矣。”（注：邓实：《史学通论》，《政艺通报》第12期，1902年8月18日。）1903年出版的《中国新史学》指出，“中国学科夙以史学为最发达，然推其极，亦不过一大相斫书而已。故非于史学革新，则旧习终不能除”。“史界革命”从政治上讲，意义在于清除腐朽落后的思想观念，强化国民意识，激发爱国主义热情，达到救国和图强的目的；从学术上讲，意义在于要求从根本上改变史学现状，建立新史学。今天看来，“史界革命”是中国近代史学史上最响亮的口号之一，它标志着史学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第四，对史学功能的初步认识。对史学功能的探讨，是史学近代化乃至科学化的基本要求。随着戊戌维新时期对于史学的重视和“史界革命”口号的提出，人们也开始涉及到具有近代意义的史学功能的探讨。梁启超指出，“史学者，学问之最博大而最切要者也，国民之明镜也，爱国心之源泉也。今日欧洲民族主义所以发达，列国所以日进文明，史学之功居其半焉。”（注：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把史学看成是唤醒国民意识、激发爱国热情、促进国家进步的手段。陈黻宸认为历史是“人人心中天然自有之物”，如果“前有事而不知，后有故而不问，环球互市，风气大开，而懵然无所识者，”此为“学人之大耻，”因此“国而无史，是为废国；人而弃史，是为痿人”，进一步强调了史学重要性。（注：陈黻宸：《独史》，《新世界学报》第2期，1902年9月16日。）马叙伦在他的《史学总论》中认为，“史学，群学也、名学也、战术学也；种种社会之学，皆于史乎门键而户钥之者也”，“历史一门，固世界中第一完全不可缺之学矣”。把史学对其他学科的作用联系起来。夏曾佑认为，“智慧大于知来，来何以能知？据往事以为推而已矣。故史学者，人之所不可无之学也”，史学撰述应当“文简于古人而理富于往昔，其足以供社会之需乎。”（注：夏曾佑：《中国古代史》第1册。）说明史学是社会必需的一门学问。上述对史学功能的认识虽然仅仅是初步的，但涉及到的史学之于提高民众素质、史学之于爱国救国、史学之于社会进步、史学之于知识和智慧等方面的功能，都在史学近代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戊戌维新思潮对中国史学近代化的推动，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和夏曾佑。他们的学术成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史学近代化在思想理论和撰述实践两个方面的杰出代表。梁启超写成于1902年的《新史学》，“成为激烈批判封建旧史、宣告具有不同时代意义的‘新史学’到来的宣言。”（注：陈其泰：《史学与中国文化传统》，书目文献出版社1992年9月版，第341页。）他从三个层次对新史学的内容性质加以界定，即“历史者，叙述进化之现象也”，“历史看，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说明新史学研究的对象已不是如旧史学那样集中于王朝更替和一姓兴衰，而是叙述从低级向高级的进化历程，叙述以人类为主体的历史进化过程，并求得其进化过程中的因果关系和规律性。因此，“历史者，以过去之进化，导未来之进化者也”，人们可从中“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在对旧史学进行批判的基础上，还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首次提出了史学研究中的主体、客体的概念。“凡学问必有客观、主观二界。客观者，谓所研究之事物也；主观者，谓能研究此事物之心灵也；和合二观，然后学问出焉。史学之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其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注：引文均见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九。）从认识论的角度认识史学的性质，在当时确属难能可贵，对建设新史学尤为重要。梁启超同年完成的另一篇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是首次运用进化史观进行学术思想史研究的尝试。全文概述了中国几千年学术思想演进的过程，自春秋前至近代共分为7个时期，评价了数以百计的思想家及其学术著作，是“新史学”理论主张的具体实施。
    如果说，梁启超在史学近代化初期对新史学在理论方面作出了突出的贡献，那么夏曾佑则在撰述实践方面作出了可贵的尝试，并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夏曾佑也是维新派的重要人物，与严复、梁启超等人过往甚密。他从严复那里接受了进化论思想，严复所译《天演论》、《原富》等书，均与夏氏反复商榷探讨而成。梁启超说：“启超屡游京师，渐交当世士大夫。而其讲学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谭嗣同。……而启超之学，受谭、夏影响亦至巨。”（注：梁启超：《亡友夏穗卿先生》，《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五。）夏曾佑在1904年至1906年间撰述完成了《中国古代史》（原名《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这部书首次以进化史观为指导，把中国历史发展作了上古、中古、近古三个阶段的划分，阐释了古代传说与信史间的区别和联系，分析了历史发展与变化中的因果关系，批判了历史上专制统治的腐朽和残暴。书中对历史演进作了纵向的梳理，对各个时代的制度、思想、风俗、民族等社会生活领域作了横向的描绘。在史书体裁上，引人注目地使用了章节体这个新颖的表现形式。《中国古代史》是以通史著作的形式贯穿了进化史观，在撰述内容和形式上都反映出了新史学的特征，“在当时，它确实代表着通史撰著的新方向，因而具有久远的生命力。”（注：陈其泰：《中国近代史学的历程》，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23页。）书出之后，赢得广泛好评，多次重印，1933年又被列为当时教育部的“大学丛书”之一，至1955年，北京三联书店还曾予以重印出版，可见其影响之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