萁为一年代久远、文化颇为发达的古国，但传统文献对它的记载却少得可怜。萁国史的研究，应由金石、考古与历史文献携手合证才能成功。本文即运用这一方法，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对萁国史的有关问题进行更为深入的探讨和补苴。这里须提到1997年7 月香港新获见的萁侯簋，这种形制似豆而自铭称簋的吉金，对萁国史相关问题之认识实在是大有裨益（注：张光裕：《新见萁侯器简释》，载《第三届国际中国古文学学研讨会论文集》，香港中文大学1997年10月。），这也是我撰写这篇小文的直接动因。
    一、萁与山东姜姓诸国
    对于萁国之名称与历史的认识，是由早期出现的萁国有铭青铜器开始的。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相关资料时有发现，遂使有关萁国的历史渐见眉目。自清季以来，对萁国铜器或甲骨文资料进行收藏或研究的主要有陈介祺、郭沫若、陈梦家、唐兰、王献唐以及李学勤、曹定云等先生。其中王献唐先生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结合1951年山东黄县归城出土的8件（其中6件带有铭文）萁国青铜器，对萁国的历史作了最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其后，新在河南、河北、陕西、山东、辽宁、北京等地出土萁或与之相关的青铜器，有关专家学者亦发表研究成果，并且论多精当，令人信服。我在《考古发现与萁史寻踪》一文中，曾论及两周时期萁国在山东地区活动的情况，当时囿于见闻仅条列而已（注：见《东夷古国史研究（一）》，三秦出版社1988年10月版。）。今依据新发现的两周时期的考古资料，证知萁与当地姜姓的逢、纪、齐、向等国，多有交往。
    逢国历史很古老，并且主要在山东地区活动，是姜姓诸国在殷商时期较为强盛者，据文献记载，晏婴对景公所讲的齐地沿革史，谓太公是直接承继逢伯陵之后而居于齐地的。现在由山东济阳等地发现的西周早期的逢国有铭青铜器，可知当时逢的历史地位还是较为稳固的。并且由山东所见的春秋逢国青铜器以及文献的记载，可知逢国的绵绵余韵，一直延续到春秋，甚至更晚的时代。由济阳刘台子西周墓群可以推证，西周时期逢国的都邑，即应在其附近（注：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六号墓清理报告》，《文物》1996年12期。孙敬明：《逢史献苴》，国际桓台殷商文明研讨会论文，1997年8月。）。
    纪国的历史主要见于西周，及至春秋而渐为齐所兼并。近年在寿光古城出土大批青铜器，其中已经除锈而发现带铭文的近20件，除一件铭为“妻”（或“齐”）外，其余均作“己”或“己并”。这些铜器的时代应属殷商晚期，由一同出土的两片已经钻灼过的大卜骨等，可推断这批铜器的出土之处，当为一祭祀遗址（注：寿光县博物馆：《山东寿光新发现一批纪国铜器》，《文物》1985年第3期。）。 山东考古所在这批铜器出土后，又在此地及周近进行考古调查钻探，终因地处河古道，深处尽是流沙，钻探难以发现旧迹而作罢。依据文献所载纪国的城邑及其西周时期与齐国的关系推断，纪国的主要活动区域，应离纪台古城未远，即在今河的中下游流域。
    春秋时期位于今莒南县境的姜姓向国，与泰沂山脉北侧的萁、纪、逢、齐同姓，它们之间应有诸种关系。姜姓大国主要在泰沂山脉以北，以南则主要为莒、郯、曾、滕、薛、鲁、邳等嬴、姒、妊、姬姓诸国。莒县北有箕山，据此王献唐先生曾考证，萁国即在今莒县北境。律之箕山得名或与萁有关，因此向可能是山东境内位于最南边的姜姓古国。
    齐国为西周封建，而甲骨文中有大家熟知的征夷方卜辞，其中有在齐地驻次的记载。有不少的研究者认为，此条卜辞中的“齐”即为商代的齐国，且地点与今临淄相当或相近。如此推断不误，则知姜姓的齐国在商代即已存在于潍水与淄水流域之间。但从甲骨、金文以及考古所见的诸种资料似可看出，商代的姜姓齐国当时之地位及其与商王朝的关系等，均还不及萁逢、纪等同姓国。
    据旧所著录和新近出土的萁国及与之相关的青铜器铭文资料近百篇，再从卜辞中习见的“老萁侯”的称谓和其它有关“萁之资料，可知萁国在商代，较之逢、纪、齐之地位仍属为高。商晚周初萁国沿河南、河北一线逐渐迁徙到今辽西地区的大凌河流域，与当地的孤竹等杂厕居处。至西周中期有萁国一支，穿越老铁山海峡，分迁到今山东的即墨一带。因都邑的播迁，遂使其地位较之商代极有差距。
    根据清代在齐东出土的师袁簋，可知萁与齐、纪姜姓国，以及莱、棘尼等国族，似是结成了军事联盟，共同参与过周王征伐淮夷的战争。商周之际，逢、纪、齐等国，尚不及萁国的对外关系广泛。另据河南、陕西、河北、辽宁、北京、山东等地出土的有铭萁器，可以看出萁不但为山东姜姓大国，与境内的同姓诸国密切交往，而且还与其它更为广远的相关方国，发生诸种直接或间接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