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台湾人民因《马关条约》的签订而反响强烈，并由此掀起抗日保台的伟大斗争成为甲午战后最有声色、最为壮烈的一幕。这场斗争充分表现了台湾人民为捍卫祖国领土不怕牺牲的爱国主义精神，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勇于反抗外国侵略的坚强意志。他们那些震撼人心的感人事迹，其意义是重要的，其影响是深远的。正如台北夏潮基金会的诸位先生所说：“1895年的《马关条约》，激发了康有为等一代中国知识分子，近代中国救国运动因此勃兴；而《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台湾人民风起云涌‘义不臣倭’英勇抗日，更展开了一连串可歌可泣的民族尊严自卫运动，这一场民族的伟大自救运动，虽然屡起屡仆，但在民族意志救亡图存的壮烈精神传承之中，揭开了近代中国民族历史永不磨灭的灿烂篇章。”据此，笔者仅就1895年内全国、特别是台湾各阶层对《马关条约》的强烈反响与其在抗日保台斗争中产生出的英雄人物徐骧的历史功绩做一简要论述，不妥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
    （一）
    光绪二十年（1894），清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以失败告终，次年三月二十三日（4月17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除规定中国承认朝鲜完全自主、割让辽东半岛、赔款二万万两、增开通商口岸和允许日本人在内地设厂制造之外，关于台湾，该条约则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该地方所有之堡垒、军器、工厂及全部属公物件永远让与日本；本条约批准互换之后，台湾澎湖居民在二年之内任便变卖所有财产迁往界外，但限满之后尚未迁徙者则应视为日本臣民；条约批准互换后，两国立即各派大员到台湾，限本约批准互换两个月内交接清楚。
    千百年来，中国人民世代相承、辛勤开发、勇敢捍卫的宝岛台湾就这样被清政府葬送了。《马关条约》割让领土之大、赔款数额之重，开创了《南京条约》以来的最高记录，是为空前的丧权辱国！该条约助长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野心，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因此，该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出后，全国各阶层深感震惊，并对此表示了极大的愤慨。
    是时，在清政府的各级官员之中，很多人对条约的签订非常震怒，“‘内而宗室王公，部院谏垣；外而直省督抚，前敌将领，莫不交相谏阻。’其中，各部院谏垣的中下级官员尤为活跃。他们或单名具呈，或联衔上书，少则三五人，多则数十人，最多者达150余人。从4月中旬到5月初，各级大小官员以至督抚将军、宗室贝勒共500余人次上折上书共100余件次，为清朝前所未有。”（注：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月版，第322页。）在他们中间，礼部主事罗凤华、兵部主事何藻翔、宗室侍郎会章、礼科给事中丁立瀛、侍读奎华等156人、广西巡抚张联桂、广西监察史高燮、湖北巡抚谭继洵、两江总督张之洞、福州将军庆裕、署理台湾巡抚唐景崧、河南候补道易顺鼎等人的疏言都较有代表性，并提出一些切实可行之策，如迁都再战，凭险据守，相持既久，敌必困败等等。但是，清朝统治者屈膝求和，拒纳忠言，洪弃父指出：“自古国之将亡必先弃民，弃民者民亦弃之。弃民斯弃地，虽以祖宗经营二百年疆土，煦育数百万生灵，而不惜軏断于一旦，以偷目前一息之安，任天下汹汹而不顾，如割台湾是已！”（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中日战争》第6册，洪弃父：《台湾战纪》。上海新知识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331页。凡引自此书者，不另加注。）因此，《申报》发出了民众之呼声，“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注：《申报》1895年7月15日。）四川农民军则发布檄文，坚决反对割让台湾，疾言兴师伐日，显示了广大农民反击日本侵略者的勇气和捍卫祖国领土的决心。
    在这一场伟大的民族自卫运动中，极具深远影响的当属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广东举人梁启超、林缵统等八十余人在《呈文》中严肃指出：割让台湾等地，“天下闻之，未有不震动发愤、痛心疾首者也，”“真千古所未闻，外国所无者也！”（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卷40，第15-16页，下同。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5月版。）他们说：“台湾全岛为东南门户，连地千里，山海险峻，”岂能“一矢未加而遽以千余里之岩疆、千余万之苍黎”拱手让与日本入侵者？其严重后果则是：“1.外夷久存觊觎之心，而吾又以台鼓舞之，诱召之，”“是吾割肉而自毙也。”2.“欲割台以全内地、保都城而地更瓦裂、都亦必惊。”他们坚决主张“激励忠义，犹可为战，众志成城；”“严饬李鸿章，订正和款，勿割让台湾。”此外，四川举人林朝圻等十一人，贵州举人葛明远等百余人、广东举人陈景华等二百余人、江西举人程维等百余人、广西举人邹戴尧等百余人、山西举人常耀宇等五十余人、河南举人步翔藻等五人均披肝沥胆、大声疾呼：台湾是“祖宗底定之疆域，非所得以予人者也。”如今，“目击时艰，心怀公愤，”“屈辱太甚则国体不存，抑勒过深则人心思变。”“异日倭人无厌，将谁割呼？外国效尤，将谁应乎？是终肇衅也！”（注：同上，卷42，第20页；卷41，第17页；卷40，第19页。）在这期间，康有为则利用在北京应试的机会，四出奔走，广泛联络，为此，各省举人多次在北京城南松筠庵集会，与会者达一千三百多人。康有为在会上不仅呼吁变法图强，而且，他还连夜写成了多达一万八千余字的《呈文》，即著名的《公车上书》，签名者达一千多人。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主张“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通过将反对割台和变法自救结合在一起，使这场斗争出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使其具有了更为深刻的内容。陈孔立教授在其主编的《台湾历史纲要》中总结道：“从4月17日《马关条约》签约到5月8日烟台换约止，前后22天，先后有在京的各省举人3000余人次共上书38件次，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空前未有的壮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的关头，同呼吸，共命运，互相鼓舞，互相支持，把反割台的斗争汇结成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波澜壮阔的群众性爱国救亡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注：陈孔立主编：《台湾历史纲要》，九洲图书出版社1996年4月月版，第324页-325页。）以上论断准确、深入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