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以刘永福为首的清军将士在抗日保台斗争中的言行、影响、贡献是当时驻守台湾的清军的主流。 中日战争爆发后,刘永福奉旨率其黑旗军援助台湾,是年八月,再奉旨移驻台南。其间,他严格练军,备械筹饷,加固炮台,积极奋战。次年,台湾民主国成立之际,丘逢甲等绅士恳留刘永福,请他主持军务大计。刘永福尤感于台民忠义,决心留台抗日。同年五月十日,刘永福等立下的《盟约》说明了他对当时局势的认识和拒倭保台的决心,是约写道:“闻和议已成,遂终朝陨泣。”“变出非常,改省为国,民为自主,仍隶清朝。即各友邦,许为辅助,何况我辈,敢不维持?呜呼!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万死不辞,一时千载,纵使片土之剩,一线之延,亦应保全,不令倭得。”刘永福希望联合起来,捍卫疆土,“众人一心,兵民一气,不计生死,共御倭夷!”(注:《刘永福等盟约书》第451页、第454页。) 但是,职任总统的唐景崧,对刘永福等妒能嫉贤,拒纳忠言。从台湾民主国成立前后、直至失败的很短时间里,唐景崧欺刘、欺军之事屡现,这里,试举三例加以说明。 其一,刘永福在台湾民主国成立之初,向唐景崧陈述战守之策,强调台湾孤悬海外,四面受故,应统一布置全台防务,保持南北联络,相互呼应,并主动要求协助台北防务。对此,丘逢甲非常赞成,他深知唐氏“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台北失,足以牵动台南!”(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但是,唐景崧刚愎自用,不忘“旧恶”,拒绝接受,唐、刘二军遂分。此后,唐氏亡命大陆,台北失守,遂有台中空虚,台南势孤的严重局面。其二,当时台北尚存有白银四十余万两,枪弹二百八十余万发等大量军火物资,然而,唐景崧拒绝将这些银两、军火器械分给决心抗日之刘永福与保卫台北屏障的林朝栋等部。其三,唐氏就任期间,亲信袒护临时招募的、极少战斗力的广勇等部队,借以欺压驻守台湾的其他能征贯战之军。 以上,笔者在本文的(二)、(三)部分中,从民、绅、军三个方面论述了他们在《马关条约》签订后两个月内的反响、表现和作用。其中,我们不难看出,在台湾民主国成立前后,这种官欺绅、官欺军的局面一直在时明时暗地进行着。面对强敌,他们又希冀于其他列强,缺乏抗日保台的斗志,更不会以身作则。如此种种,焉能不败?!关于以唐景崧为首的官员这一阶层,在分析民、绅、军三个阶层已有叙述,限于篇幅,再简述如下。 自《马关条约》签约至台湾民主国成立,唐景崧及时向清政府反映了台湾广大人民、绅士等强烈呼声和当时台湾所面临的局势,与此同时,他在电文中对自己的去留有着以下认识。(1)三月二十七日“和议成,本可内渡;乃为民遮留,其惨可知。明知屡渎罪重,而为天下计,惟战有生机,割地赔款实成绝路。”(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6页。)(2)四月三日,“愚民惟知留臣与刘永福在此,即可为民作主,不至乱生。刘永福亦慨慷自任。臣虽知不可为,而届时为民劫留,不能自主,有死而已!”(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8页。)(3)四月二十二日,“台民……坚留景崧与刘永福,经反覆开导,再三辞拒,无如众议甚坚。”(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93页。)(4)五月二日,“惟臣先行,民断不容,各官亦无一保全;只合臣暂留此,先令各官陆续内渡,臣再相机自处。”“嗣后台湾总统均由民举,遵奉正朔,遥作屏藩。俟事稍定,臣能脱身即奔赴宫门。”(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94页。) 上述史实较为全面的说明了唐景崧在当时的思想状态。很明显,唐景崧的思想中所缺少的正是抗日保台斗争所最需要的,即:决心和信心,更何况他还担任总统要职!这种思想状态在当时的官员中是较为普遍的。因此,当台北形势危机之时,唐景崧等一逃了之则是不足为奇的。 但是,唐景崧自就任总统之日起,无论是在他给清政府的电报,还是在致中外的文告,以及他于六月二日发布的告示内,都明确讲明了台湾民主国成立的原因、目的和同清政府的关系等。有关前两点,上文已述及。这里要强调的是,电报、文告、告示都明确反映出:不能将台湾割给日本、不能让台湾沦为日本殖民地,台湾人民坚决不做亡国奴!至于同清政府的关系,他再三强调: “台民闻割后,冀有转机,未敢妄动。今已绝望,公议当立为民主国……遵奉正朔,遥作屏藩。”(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94页。) “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推拥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国,作何办理。”(注:连横:《台湾通史》卷4〈独立纪〉。) “台民忠义,不肯俯首事仇,屡次代奏,恳求免割……当此呼天无应,地不可迁,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国。”“惟台湾疆土,荷大清经营缔造二百余年,今虽为自主国,宜感念列圣旧恩,仍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注:《唐景崧告示》,第454-455页。) 这三条史料分别出自《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连横著《台湾通史》和《台湾抗战日方资料》,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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