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马关条约》签订以后，台湾各阶层反响强烈，其时，那种满腔悲痛、义愤填膺的言行主要集中在北京和台湾，而重点则在台湾各地。这里，笔者先从京师的情况谈起。
    在各省应试的举人中，台湾省举人和台籍官员非常引人注目。康有为等人曾亲眼看到“台湾举人垂涕而请命，莫不哀之。”（注：《康南海自编年谱》。引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第4册。）当时，台湾安平县举人汪春源、嘉义县举人罗秀惠、淡水县举人黄宗鼎同台籍官员、户部主事叶题雁、翰林院庶吉士李清琦等联名呈文，疾言“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表达了台湾民众誓死抗日、保家卫国的坚强决心。他们沉痛地写道：“闻诸道路，有割弃全台予倭之说，不胜悲愤！”“今者闻朝廷割弃台地以与倭人，数千百万生灵皆北向恸哭，闾巷妇孺莫不欲食倭人之肉，各怀一不共戴天之仇，谁肯甘心降敌？！纵使倭人胁以兵力，而全台赤子誓不与倭人俱生！”（注：《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引自《中日战争》第4册，第27-28页。）对于故乡，他们满怀深情，“祖宗坟墓，岂忍舍之而去？田园庐舍，谁能挈之而奔？纵使孑身内渡，而数千里户口又将何地以处之？”他们厉声斥责投降派，对于台湾，“今一旦委而弃之，是驱忠义之士以事寇仇，台民终不免一死，然而死有隐痛矣。”强调“无台地则不特沿海七省岌岌可危，即京畿亦不能高枕。”同时，“弃此数千百万生灵于仇雠之手，则天下人心必将瓦解……大局必有不可问者。”为了捍卫祖国疆土，他们再次呼吁勿将台湾“弃以予敌，”誓言“台地军民必能舍死忘生，为国家效命。”“夫以全台之地使之战而陷，全台之民使之战而亡，为皇上赤子，虽肝脑涂地而无所悔。”此后，以徐骧为代表的台湾民众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实践了上述英勇悲壮之誓言。
    就在叶题雁、汪春源等台湾籍官员、举人在北京奋力抗争前后，台湾本地的广大民众也悲愤已极，怒不可遏。起初，《马关条约》签约的消息传到台湾，“台人骤闻之，若夜午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是时，风云变色，若无天地，澎湖之水为之不流。”（注：江山渊：《徐骧传》，见《小说月报》第九卷，第三号。）唐景崧在电奏稿中证实“有割台一条，台民汹汹，势将哗变”“万民愤骇，势不可遏！”（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4页。）三月二十六日，“台民不服闭市，绅民拥入署，哭声震天，”强烈抗议割让台湾。（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5页。）是日，台北人民“万众一心，”“鸣锣罢市”，（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7页。）宣布饷银不准运出，制造局不准停工，所有税收留归抗日之用。为了保卫世代辛勤耕耘的家园，为了保卫神圣不可侵犯的国土，他们抱定“桑梓之地，义与存亡”的决心，每天都有千数百名群众自愿加入抗击日寇的队伍，他们坚决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注：连横：《台湾通史》卷4〈独立纪〉。）
    与此同时，他们又发布《台湾人民抗战檄文》，怒斥、声讨李鸿章等人割让台湾、“卖国固位”、“无廉无耻”的滔天罪行。为此，《檄文》以台湾人民的名义严正声明：“我台民与李鸿章、孙毓汶、徐用仪不共戴天，无论其本身、其子孙、其伯叔兄弟侄，遇之船车街道之中、客栈衙署之内，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太后、皇上，以偿台民父母、妻子、田庐、坟墓、生理、家产、性命，无冤无仇，受李鸿章……之毒害，以为天下万世无廉无耻、卖国固位、得罪天地祖宗之炯戒！”（注：陈信德译：《台湾抗战日方资料》第450页，下同。）《檄文》中这种激烈言词清楚证明广大台湾人民对自己的故土是何等的热爱，而对于卖国权臣又是何等的痛恨！这篇令人至为感奋的《檄文》“原揭示于彰化县署前，”从而充分说明：众多人民为了保卫家园已在台湾各地纷纷行动起来了。
    从是年五月起，各地的台湾人民高举义旗，同仇敌忾，不畏强敌，以简陋武器同日本入侵者展开殊死搏斗，许多台湾民众在战斗中英勇牺牲，以身殉国，他们的高尚情操和视死如归的行动谱写了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壮烈篇章。
    与广大台湾群众并肩疾呼、反对割台的当是以丘逢甲为代表的绅士、绅民。
    早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丘逢甲对战局就颇多忧虑，叹言：“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诓能恝然置之乎？”（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遂变卖家财，多方联络，组织义军，以备战守。复以大义激励义军将士，他说：“吾台孤悬海外，去朝廷远，不啻瓯脱……官兵又不尽足恃，脱一旦变生不测，朝廷遑复能顾吾台？惟吾台人自为战，家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丘逢甲说此话之时，一字一泪，哽咽难言，闻者倍觉感奋。
    次年三月，《马关条约》签约后，丘逢甲闻而哭之曰：“台湾者，吾台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受？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台湾绅民于是年四月初呈血书，称：“万民誓不服倭！割亦死，拒亦死，宁先死于‘乱民’手，不愿死于倭人手！现闻各国阻缓换约，皇太后、皇上及众廷臣倘不乘此将割地一条删除，则是安心弃我台民。台民已矣，朝廷失人心，何以治天下！”（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88页。）继之，众绅民又电奏清政府，语出激愤，掷地有声，其文更加明确，曰：“割地议和，全台震骇。自闻警以来，台民慨输饷械，固也无负列圣深仁厚泽，二百余年之养人心，正士气，正为我皇上今日之用，何忍一朝弃之？！全台非澎湖比，何至不能一战。臣桑梓之地，义与存亡，愿与抚臣誓死守御。若战而不胜，待臣等死后，再言割地。皇上亦可上对列祖，下对兆民也。”（注：连横：《台湾通史》卷4〈独立纪〉。）其时，丘逢甲“乃首倡台湾自主之说，呼号于国中，”（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全台爱国绅士一致响应。五月初一日，丘逢甲等绅士已成竹在胸，遂在电文内坚决要求唐景崧仍暂理台湾之事，刘永福继续镇守台南，恳请各国查照割地绅民不服公法，从公论断。同时，他们以沉痛的心情和恳切的态度表示“台湾属倭，万众不服，迭请唐抚代奏台民下情，而事难挽回，如赤子之失父母，悲惨曷极！伏查台湾已为朝廷弃地，百姓无依，惟有暂行自主，死守不去，遥戴皇灵，为南洋屏蔽……台民此举，无非恋戴皇清，图固守以待转机。”（注：《台湾唐维卿中丞电奏稿》第393页。）次日（即五月二日，公历5月25日），正式成立台湾民主国，设议院、定官制、制国旗、颁年号，为檄内外，永戴圣清。（注：连横：《台湾通史》卷4〈独立纪〉。）一时间，“豪杰并起，枕戈执殳，慨然有卫桑梓之志。”（注：连横：《台湾通史》卷36〈列传八·吴彭年〉。）
    台湾民主国的组织者和领导者们非官即绅，而官与绅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分歧。在讨论由谁来任台湾民主国的总统时，“众意属景崧，逢甲知景崧不足以有为也，迟疑而未决。然景崧负时望，为台民所归，且景崧之外亦无他人足以当斯位者。”（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此后，唐景崧又拒绝丘逢甲之请，非但不能主动与刘永福“捐私怨而急公义，”而且，对丘逢甲心怀疑忌，克扣饷械，限制其义军的行动范围，是为当时官欺绅之明显例证。唐景崧身为最高领导者，既缺乏抗战的决心，又不善治军，更不可能身先士卒，最后竟于五月十三日（6月5日）逃之夭夭。丘逢甲闻而痛哭，怒斥道：“吾台其去矣！误我台民，一至此极！景崧之肉其足食乎？”（注：江山渊：《丘逢甲传》，见《小说月报》第六卷，第三号，下同。）此后，丘逢甲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又组织义军与南侵日军浴血奋战，终因饷械俱绝而失败。丘逢甲是当时台湾绅士阶层中的颇具影响的重要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