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萁国分迁山东的年代
    旧所著录的萁国青铜器，因辗转流传而致出土地点失考，唯有一件王妇萁孟姜簋，据收藏者陈介祺在所著录的《簠斋藏古目》之此器栏内，钤有“簠斋山左土物”，而知该器出在山东，然具体地点仍难确知。而由黄县出土的春秋萁铭六器，可以推考萁于春秋已迁来山东。王献唐先生曾推考殷亡以后的萁国在今莒县北境。我曾参照山东、辽西出土的萁器，以及渤海南北两岸史前与三代时期文化频频交流的诸种证据，而推考萁于西周中期分迁到山东。令人欣喜的是，1997年7月间在香港又新见一件萁侯簋，此器的形制与名称异于常制。正是这种特异之处，对于推证萁于西周中期迁来山东至为重要（注：孙敬明：《新见萁侯簋与同类器物名称考》，待刊。）。
    据张光裕先生《新见萁侯媵器简释》谓：“丁丑七月於友人处见一萁侯器，其形如高足豆，而铭则自称为簋。是器通高19.5公分，口径27公分，圈足高3.5公分，足底径18.8公分。器足平素无纹， 器身上半作浅盘状。器口下前后围饰外突饕餮两组，饕餮两侧各有变形夔龙左右相对。器腹中央有铭四行二十一字。萁侯作萁井姜妢母媵尊股。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该器形状为青铜器中所仅见，由龙纹及铭文风格观察，当属西周晚至春秋早期器。……是器承物部分状若浅盘，外形有类高足豆，形制於青铜器仅见。然器铭自名‘股’，……写法略异于常制。然其必为‘股’字无疑，故仍以‘股’名之。‘股’属盛黍稷器，本器或亦作盛饭之用，故得称为‘股’耶？抑以‘股’用为通名，则未敢论定。”
    1977年山东沂水刘家店子春秋中期莒国大墓中出土大批青铜礼、乐器，有的带铭文，其中如莒公戈、公铸壶、公簋，以及黄太子伯克盆和陈大丧史铃钟等。经研究此应是春秋中期莒国君王的墓葬。该墓共出土“（莒）公股”7件，均形似盖豆，簋身大口，折沿，方唇，浅盘，底略平，喇叭形圈足。盘有“公簋”二字铭文。M1∶25通高35.4、盘径24、圈足径17.7厘米。这7件铜簋，若不是其铭自为“簋”， 律之以常制则均应称之曰豆了。
    以萁侯簋与莒公簋相比较，它们形制相同，并且通高、口径和圈足的尺度亦近似。只不过是莒公簋带盖，萁侯簋无盖而使高度有大的差别，若仅就器身之通高而言则是两类相当。并且萁侯簋传出内蒙古，辗转而至香港，其原本有盖无盖亦不得而知。但是律之此类铜、陶器多带盖的特点，可推断萁侯簋当初或是有盖的。还有1981年秋北京市文物工作队从北京铜厂拣选出的传为山东费县出土的38件商代青铜器，其中20余件带有铭文。我在《莒史缀考》中指出此为莒国铜器，商代的莒就在今费县附近（注：孙敬明：《莒文化通论》，《临沂师专学报》1998年2期。）。这38件铜器中，“富有地方特色的， 则是那件深腹高足的铜豆，此种器形，在殷商青铜文化中很少见，其源不甚清楚，其流风余韵却在莒国青铜文化中绵绵不断。沂水刘家店子所发现的春秋时期的莒国墓葬中出土的七件铜簋，则明显标示出其是由这种形式的铜豆发展演变而来的。由刘家店子铜簋的名称证之，或许在商代这种异于常制的被今人称之为‘豆’的器物，其名亦应为‘簋’。”“在前面所提及的铜簋，这种器形极少见。通常依其形体可类称之为‘豆’，但莒国铭文明确记之曰‘簋’。凡此种形式的铜簋，似是莒国青铜文化的典型。其由商经西周而至春秋间的传承发展关系，亦可看出莒国固有传统青铜文化的特点”（注：孙敬明：《莒史缀考》，载《东夷古国史研究》，三秦出版社1990年5月。）。
    当初只是注重莒国青铜簋由商而至春秋时期的形制，现在由萁侯簋的出现，则启示我们把眼光放宽远。1969年，在烟台的上夼西周晚期墓中出土己华父鼎和萁侯鼎，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同出土的那件陶豆，其形制与香港所见萁侯簋极相似，由此可知这种形制的陶豆应是仿自当时同种形式的铜簋的，其与萁侯鼎共存一墓，故其国别应不言自明（注：李步青：《烟台市上夼村出土萁国铜器》，《考古》1983年第4期。）。再曲阜北关亦出土过类似的铜簋，当初的研究者称之为“豆”，由今所新见诸器证之，或应称之为“簋”（注：齐文涛：《概述近年来山东出土的商周青铜器》，《文物》1 972年第5期。）。不过鲁国铜器自有特色，旧所著录曲阜出土的一件铜豆，其名自称曰“萁可是，凡此情形，仍属孤例。
    由萁侯簋、莒公簋以及费县、曲阜出土的铜簋，和烟台出土的萁国仿铜陶簋，可知这种形制似豆，而又自名曰“簋”的现象，应该是山东古国的文化特点。若溯其渊源，则这种形制的铜簋，应是由岳石文化的浅盘高足豆演变发展而来的。
    总之据萁侯簋的形制和名称，不仅可推考其铸造的地点确属山东，并且由这种簋的形制、特点，还可证明萁于西周中期，即已分迁到了今山东即墨附近。
    三、萁与周王及邢、莱等国的联姻
    从殷商甲骨文及金文资料，知萁与商王室的关系极为密切，从妇好墓中出土的萁国青铜器更可看出萁与商可能有联姻关系。及至周初，北京琉璃河等地出土的与萁相关的铜器，尤其大凌河流域出土的萁侯鼎，足证萁之与匽关系不同一般（注：喀左县文化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第6期。）。文献或载箕子奔朝鲜，而燕之居地以及后来疆域之拓展，都与朝鲜有密切关系。燕为姬姓，周代奉行同姓不婚制，故萁之与股两国间的联姻亦有可能。
    西周早期的铭文中，有名称“王姜”的女性，有的研究者指出，这是昭王的配偶，并且从有关铜器铭文中所涉及的人事去加以推考。然而此说有一漏洞，即西周一代，有诸多称为王姜所作的铜器，从其数量和所经历的时间来看，均视其为同一人，似于情理尚欠妥实。如山东、济阳刘台子西周早期墓中出土的铜器铭文中之“王姜”，应是逢国所出而嫁与周王为妇者。其后铜器铭文中的“王姜”，有相当一部分是昭王的配偶，亦有的应是穆王或稍晚诸王的配偶。诸如王妇萁孟姜簋，“王妇萁孟姜”，即萁国所出的长女而嫁与周王为妇者，凡此情形例可称“王姜”。所以，我们亦不能排除西周前期，萁在与匽等国通婚同时，亦与周室联姻。1971年9月，扶风齐镇村一号周墓出土萁女尊彝并缀亚疑族徽，时代为西周早期，或可为萁女嫁归周王室之证（注：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出土金文分域简目》，中华书局1983年5月版，第55页。）。还有一件萁甫人匽，律之铜器盘、匜必定是配伍而铸的特点，当时应还有盘与之相配。铭曰：“萁甫人余，余王口孙，兹作宝匜，子子孙孙永宝用。”这是萁国夫人所作铜器。关于这位夫人的出身，王献唐先生指出，由王妇萁孟姜簋而联系到此铭，“如从周天子和萁国结婚的联系方面看，似有可能和周家王族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