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春秋时期列鼎制度的成熟与发展
    列鼎制自西周中期出现之后，至春秋时期不仅继续存在，而且有了新的发展，随葬之列鼎在具体数目上与西周的有所不同。春秋时期随葬列鼎在数目上已经规范化，具体数目与东周礼书文献所载基本一致，这是春秋时期随葬列鼎制新发展的重要表现。既然列鼎制与周代贵族礼制息息相关，那么春秋时期列鼎制的成熟与发展表明此时不仅礼制未崩坏，而且在发展兴盛。
    河南陕县上村岭虢国墓地是春秋早期贵族墓地之代表，在该墓地中，最高规格的墓葬为诸侯即虢国国君之墓，从诸侯至士一级的墓葬在该墓地皆有发现，而且这些墓葬的随葬列鼎与何休在《公羊传》桓公二年注中所言的“诸侯七，卿大夫五，元士三也”的列鼎制相符。虢国墓地中随葬列鼎尚未被盗的墓葬有九座，即1052号、1602号、1705号、1706号、1721号、1810号、1820号（注：《上村岭虢国墓地》，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2001号（注：《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华夏考古》1992年3期。）、2006号（注：《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1期。）墓。 发掘者根据墓葬形制及随葬品和器物铭文对这些墓的墓主身份做了明确推断：2001号墓的墓主为虢国国君（注：《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1发掘简报》， 《华夏考古》1992年3期。），1052号为虢太子（注：《上村岭虢国墓地》， 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这两墓皆为7鼎；2006 号墓主为元士级（注：《上村岭虢国墓地M2006的清理》，《文物》1995年1期。），其它随葬3鼎的墓主身份与之相同；随葬5鼎的1706号和1810 号墓墓主身份为卿大夫一级（注：《“上村岭虢国墓地”补记》，《考古》1961年9期。）。上村岭墓地所反映出的随葬列鼎与墓主身份的整齐对应关系，是春秋早期列鼎制已经成熟的标志。
    上村岭墓地的年代相当明确， 即在从平王东迁开始的春秋早期的120年间（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65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虽然列鼎制在春秋早期即已成熟，但其本身仍在不断地发展变化，至春秋中期，诸侯已开始随葬9鼎，而诸侯的卿、 上大夫则使用了春秋早期的诸侯之制，即随葬7鼎，下大夫则用5鼎，元士仍用3鼎。 郑玄注《周礼·秋官·掌客》“诸侯之礼”曰：“鼎十有二者，饪一牢，正鼎九与陪鼎三”。《仪礼·公食大夫礼》在记载接待来行聘礼的卿、上大夫时，曰：“上大夫八豆、八簋、九俎”，至于接待来聘的下大夫则“甸人陈鼎七”。礼食来聘的上大夫用诸侯之礼，礼食小聘大夫（下大夫）用上大夫之礼，二者皆礼加一等（注：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上），《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78年1期。），这就反映出上大夫平时用7鼎，下大夫用5鼎。以上这几条文献上所载的列鼎制正当是春秋中期始发生的，这可以由辉县琉璃阁墓地资料证实。该墓地是卫国公室墓地，其中甲墓为春秋中期的卫国国君墓，50号墓和55号墓则为卫国公子墓，60号墓也为国君级大墓，其年代略晚于80号和55号墓（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70-72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60 号墓的年代为春秋中晚期之际（注：俞伟超、高明：《周代用鼎制度研究》（下），《北京大学学报》（社科版）1979年1期。），则80号和55号墓的年代应为春秋中期。 墓甲礼器资料不详，墓乙则是与之并列而葬的卫侯夫人墓（注：李学勤：《东周与秦代文明》第7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6月版。）。60号墓随葬有列鼎9，还有编镈、编钟、编磬等金石之乐。80号墓随葬有列鼎7及编钟，55号墓随葬列鼎7。60号墓墓主为诸侯一级；80号墓和55号墓的墓主是公子，而公子的地位低于太子，与卿同级（注：林寿晋：《“上村岭虢国墓地”补记》，《考古》1961年9期。）， 卿与上大夫的地位一致，所以说80号墓、55号墓是上大夫级贵族随葬7鼎的例证。另外，出土列鼎7及编钟、编磬的太原金胜村251号大墓为春秋晚期，墓主的身份为卿或上大夫（注：《太原金胜村251号春秋大墓及车马坑发掘简报》，《文物》1989年9期。），该墓也是上大夫级贵族用列鼎7随葬的佐证。
    至于出土列鼎5的下大夫级贵族墓葬，则见于山西长子县牛家坡7号墓，该墓年代为春秋晚期（注：《山西长子县东周墓》，《考古学报》1984年4期。），该墓中未出土金石之乐， 墓主的身份显然比那些随葬金石之乐的7鼎墓主低一级。除牛家坡7号墓之外，随葬5 鼎的还有山西万荣县庙前村墓以及长治分水岭269号、270号墓，三墓皆属春秋晚期墓（注：《山西万荣县庙前村的战国墓》，《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12期；《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考古学报》1974年2期；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877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3鼎墓以上马墓地1027号墓为代表， 该墓的年代是春秋中期晚段（注：《上马墓地》，文物出版社1994年版。），随葬品除列鼎3 之外，还有敦2、罐1、盘1、匜1，葬具为一棺一椁，墓主身份当为士一级的小贵族。另外，上马墓地15号墓亦为3鼎墓，墓主身份与1027号墓的相当，该墓的年代为春秋晚期（注：朱凤瀚：《古代中国青铜器》第879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6月版。）。
    以上的考古发现反映了春秋中期以后用鼎制度出现的新变化，即诸侯开始用9鼎，诸侯之卿、上大夫用7鼎，下大夫则用5鼎。这是春秋中、晚期列鼎制进一步发展的标志。此期列鼎制的重要特点是诸侯、卿等高级贵族使用列鼎数量的上升，这种礼制上的升格不仅反映出了周天子势力衰微。诸侯国君与之分庭抗礼，还反映出该时期在诸侯列国内卿、上大夫的势力不断扩大，卿、上大夫的地位迅速上升，其权力膨胀的结果是他们逐渐地架空国君，以致于“政在家门”。
    《左传》昭公三年，对此亦有所载，正如晏子所言：“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叔向亦言：“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殣相看，而女富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君日不悛，以乐慆忧，公室之卑，其何日之有？”
    春秋中、晚期，卿、大夫身份地位的提高与春秋时期周王室势衰，无法强有力地维护等级秩序以及列国间频繁的争霸战争有关。在战争中国君往往要依靠卿、上大夫带兵征战，所以其地位逐渐上升。
    值得注意的是春秋中、晚期，诸侯、卿等高级贵族使用列鼎数的升格既是一致而有序的，也是符合上文所述的《周礼·秋官·掌客》以及《仪礼·公食大夫礼》等文献所载的，同时凡具备身份者，几乎无一例外地随葬有列鼎，所以此期列鼎制仍处于继续发展之中，并未有解体之征兆。列鼎制是贵族礼制之中颇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春秋中、晚期列鼎制的兴盛昭示我们，那种认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的传统说法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只有到了战国时期，列鼎制才逐步瓦解，从而出现了“礼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