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孤立美国，毛泽东主张“对于英法，似应较对美稍微和缓些”（12），在沈阳不必禁止其出入，过一时期更应准其修复电灯电话。由周恩来拟稿的中共中央11月23日的指示，更进一步对毛泽东的意见作了具体的说明：我们目前坚持不承认国民党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关系，是为了使我外交立于主动，“并不等于我们永远不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发生外交关系，也不等于对待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毫无区别。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领事馆的一般方针……并不一定在东北以外的解放区都实行，而且对英法和对美必须有所区别”（13）。
    周恩来起草的11月10日和23日这两封解释中共中央“挤走”方针的指示电，有一点显著不同，那就是，在10日最初提出“挤走”方针时，中共中央并没有在政策上做任何区分，而在23日的指示电中，则不仅提出了区别美、英、法，而且宣布说“挤走”的方针在东北以外的地区并不一定要实行。要了解这种改变的背景，还必须注意到11月中旬毛泽东对革命胜利时间估计的改变，因为恰恰是这种估计的改变，使得中共中央此前此后对于未来外交的前途有了颇为不同的认识。
    10日的电报，中共中央仍旧是以9月政治局会议上关于五年左右胜利的 估计为依据的，因而它对早日与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不抱多少希望。但就在这封电报发出的第二天，毛泽东即改变了形势的估计。11月11日，他在给各方面负责同志的电报指示中，明确指出：“九月上旬（济南战役前）中央政治局会议时所作的五年左右建军五百万，歼敌五百个正规师，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估计及任务，因为九十两月的伟大胜利，显然已经显得是落后了。这一任务的完成，大概只需要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即可达到”。正是从这种新的估计出发，23日的电报对与西方国家，特别是与英法两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较前有了更多的灵活性。而毛泽东对此似乎更乐观，他明确提出，即使是在东北地区，是否挤走英法也还要看那个时候的具体情况；即使是“挤走”美国，最后的决定权也必须操在中央手里，况且就是挤走也并不意味着将来不与美国建交，因此做事也要留有一定的余地，比如电台所有权可仍属美方，由我代管，“将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时退还”（14）。
    一方面没收电台，封锁美驻沈领事馆，软禁其人员，一方面估计不久的将来有可能同美国建交而主张留有余地，这清楚地表明，毛泽东固然对美国颇不信任，但并没有根本否定即将诞生的新中国与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可能性。为此，中共中央很快电示东北局，对美国领事馆的封锁也不宜像监禁一样，分别软禁在三处的领事馆人员及其家属，应该允许他们自由来往。但这样一种相对积极的做法，突然被25日收到的一份东北局的电报打断了。
    这份电报报告说，沈阳方面于软禁美国总领事华德等人之后的次日，破获了一起重大间谍案，全部系美国特务，直接由美国驻沈阳领事馆提供各种收发报装置、经费并领导，任务是刺探并递送有关苏联、外蒙古和中国解放区的各种情报（15）。这一情况的出现，对中共中央外交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恢复沈阳美国领事馆三处人员自由来往的指示暂时停止执行了，对沈阳美国领事馆事件的性质估计迅速发生变化。中共中央再度不加区别地提出“逐步挤走”美、英、法三国驻沈阳外交人员的主张，并且提出：“我们不应允许资本主义国记者留在解放区发新闻”。几天之后毛泽东又获悉，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某种方式承认中国即将产生的新的联合政府，通过恢复与新中国的贸易，鼓励对新中国的投资等方式，分化中国现在的统一战线，努力造成新的联合政府中的反对派，以抵抗共产党。毛泽东指出：“此种阴谋必须立即开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阴谋在新政协及联合政府中得逞”，“决不允许”那些心怀鬼胎的外国人到解放区来（16）。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指示，周恩来很快又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对待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及新闻人员态度的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帝国主义外交人员及冒险分子都在寻找机会企图钻进解放区来，进行挑拨和破坏民主阵营的工作，我应严正地注视这一发展，并在适当时机用适当方式，揭露其阴谋，打破其幻想。”故对美、英、法等资本主义国家中要求进入解放区的外交人员、记者等，一概拒绝；各种问题，一律不予答复。对于坚持留在我解放区，包括今后留在平津、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区的外交人员，只当外国侨民看待；对于留在这些地区的美国武官（连原美国驻延安观察组组长包瑞德在内），因美国军官正在助蒋作战，故应以武装监视；对于留下来的外国记者，因其均为反共报纸或通讯社的记者，故亦不承认其为记者，不给以任何采访和发电之权，军管期间还应监视其行动，发现其有破坏行为，即予惩办直至驱逐出境（17）。
    四
    1949年初，中共中央接连召开会议，讨论建立新中国的各项准备工作，外交问题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但对帝国主义阴谋保持高度警惕，成了人们议论的重点，外交承认问题反而被放在一边了。由于即将成立的新政权还带有联合政权的性质，政权内部还包含有相当一部分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国内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对美帝国主义存在程度不同的幻想，这使得刚刚得到政权的共产党领导人对美国人的阴谋极其反感和担心。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的革命是带反帝国主义性质的，帝国主义恨死了我们的革命，尤其是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失掉了威信，它当然不会甘心。美帝国主义的对华政策就是两手，一是帮国民党打我们，二是通过某些右派，甚至利用特务从我们内部破坏我们。从现在情况看，国民党失败后他们是可能承认我们的，这样他们就能够钻到我们内部来同我们作斗争了。因此，我们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应当不给他们这种机会。我们要等到中国全部解放了，我们已经站稳了脚跟，并且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影响和基础统统搞掉，再说承认的话。他这时有过一句很形象的说法，叫做“打扫干净房子再请客”。而他亲自起草的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关于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则向全党明确宣布了对美国的这种强硬态度（18）。
    战争时期，军事胜利就是一切，既然注意到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人员及其记者都可能同帝国主义阴谋有牵连，那么，为了保证军事行动的顺利进行，不加区别地限制一切资本主义国家人员的自由，也是理所当然的。1月19日，中共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再度明确规定：坚决否认一切资本主义国家在华代表及其机关的权利（19）。不过，引人注目的是，几天之后，即1月25日，中共中央又很快下达了一个关于外交工作的“补充指示”，提出对原指示中的两项内容须暂时变通办理。其一是对平津两地外国领事馆所有的电台，包括美国领事馆在内，“暂置不理”；其二是对平津两地的外国记者，连同美国记者在内，亦暂取放任态度，并可考虑经过一个时期的考察后，令所有外国记者重新登记，对其中合乎我们需要的外国记者给以采访和发报之权，其他则不予批准（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