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能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和美国政府之间，在上面这个时期存在着相互接近的机会呢？关于这个问题，今天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双方政策确实相差太远，而他们之间的这种距离，绝不是双方的政策制定者所能改变的。在共产党方面，撇开意识形态的基本考虑为谈，对美国政策之怀疑和敌视之所以根深蒂固，除历史因素外，还有现实因素，共产党人从美国对华政策及美国政府在华人员的种种活动中看不出美国有自动放弃干涉中国内政、反对和颠覆共产党政权的阴谋的可能。他们除了把这个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当成是自己的头号敌人，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并且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外，看不出还有什么办法能够避免它对自己的政权造成危害。显然，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人不必像弱小的民族主义者那样机会主义地保护自己，他们清楚地了解自己在世界政治斗争中的位置，也格外庆幸能够与世界上几乎同美国一样强大的苏联结成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治同盟。这也就是为什么，毛泽东在1949年最终宣布了政治上将坚决地站在苏联一边，即实行“一边倒”政策。
    让人感兴趣的是毛泽东写作和宣布“一边倒”政策的时间。因为它几乎是毛泽东表示欢迎司徒雷登到北平来访问和晤面的同时。当中共中央了解到6月6日司徒雷登赤裸裸地表示了美国政府坚决敌视共产党政权，必欲扶持中国的所谓“民主开明人士”抵制共产党，同时蓄意挑拨中共与苏联关系的态度之后，就已经考虑以更加明确的方式就此做出反应了。而6月10日，傅泾波有意把中共领导人划分为“开明”和“教条”两派，明显地挑拨中共领导人关系的进一步的谈话，更使得打破美国政府的试探与幻想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中共中央这时采取的第一个针对美国政府的强硬行动，就是于6月19日公布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人员从事间谍活动的情况。鉴于司徒雷登及美国政府拒不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做法，并考虑到这一时期包括司徒雷登在内的美国在南京、北平和上海的外交官，通过各种方式指责中共违反国际法，强烈要求中共解除对沈阳领事馆人员的软禁，同意他们关闭那里的领事馆，撤出全部外交人员等情况，中共中央经反复研究，终于就此做出反应，披露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参与间谍活动的真相。这表明在一段时间的等待之后，中共对美国绝不可能放弃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本质，已经更加确信不疑了。毛泽东6月24日亲自批示公开广播《英美外交-一特务外交》一文，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种情况（34）。
    中共中央采取的第二个强硬行动更为引人注目，这就是公开宣布在政治上和外交上实行“一边倒”。如前所述，中共尝试采取某种策略，试图以此来促使美国等西方国家停止援助国民党，并断绝与国民党的关系，以加速整个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推迟了公开宣布“一边倒”的时间。然而，与司徒雷登的对话表明，美国政府根本反对中共与苏联站在一起，不论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甚至根本反对共产党，不论共产党是不是愿意与它们改善关系。因此，是不是公开宣布“一边倒”，对美国既定的对华政策都不会有什么影响。考虑到新政协筹备会的召开和新中国政府即将成立，公开宣布自己的基本国策事实上已经刻不容缓，毛泽东很快在新政协筹备会的讲话里，特别是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里，公开表明了自己亲苏反美的强硬态度。在毛泽东看来，这样做同样也是为了对付美国。
    毛泽东的表态为整个新中国的对美政策定下了基调，从而使得一度根据某些小道消息猜测有可能引诱毛泽东等部分中共领导人远离苏联的司徒雷登们，彻底地失望了。司徒雷登极其沮丧地承认：“毛现在不会被收买”（35）。
    6月30日，毛泽东正式批准禁止美国新闻处在中国的活动，正式批准对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一干人进行公开审判。随后，鉴于美国国务院关于中美关系白皮书的发表，毛泽东在一个月的时间里，接连为新华社写了五篇旨在批判这一白皮书的重要评论文章。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也基本确定了。就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而言，它不否认有同包括美国在内的帝国主义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必要。作为新中国暂时基本大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36）。但是，正如周恩来所解释的那样，新中国外交政策的“基本态度”是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提出的“一边倒”为依据的，这是一个是非界限问题，是一个认清敌友的问题。而考虑到目前新中国还有许多问题，基础还十分不稳固，新中国政府实际上决定暂时不忙与美国，甚至也不忙与英国，建立外交关系。至于何时再考虑与美国建交，毛泽东这时相信，它可能需要一个比年初的估计还要长些的过程（37）。
    从1948年11月中共中央确定“挤走”方针开始，至此经过了差不多一年左右的时间。在这期间，中共中央对自己的外交政策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具体考虑，但最终还是回到原先的起点上来了，而且态度更加强硬了。新中国成立之后，它的巩固与安全成为首当其冲的问题。而这种巩固和安全的最大隐患，就是美国的干涉和破坏。为了减少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利用其在中国的半合法地位进行政治破坏和思想影响的可能性，根据毛泽东既定的方针，新中国政府很快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美国政府继续在中国呆下去的信心。10月31日，美国驻沈阳总领事华德等因对中国雇员使用暴力，受到中国雇员联名起诉而被拘押。随即，沈阳市公安局再以间谍案对华德等人提起公诉。11月下旬，华德等人很快被分别处以数月徒刑，缓刑一年，然后驱逐出境（38）。12月初，中共中央进一步讨论了挤走美国在华所有外交人员的策略，随后于1950年1月6日下令征用美国等国驻北京领事馆根据辛丑条约占据的旧兵营，最终迫使美国关闭了在中国的全部领事馆，并撤走了全部外交人员（39）。几年之后，毛泽东谈到当时外交的战略考虑的时候说：这时，“与这些帝国主义国家有了外交关系会给我们许多困难”。我们需要“先扫自己的房子”，而与美国这样的国家有外交关系则困难得多，暂时不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就使他们没有机会在我们内部制造麻烦。因此，建交与否，这并不完全取决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态度，“实际上我们希望‘客人’迟一些来。我们希望他们来时使他们处于无能为力的地位，使他们处于后悔的地位”（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