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既是同苏联的意见有关，也是同国内政治形势突然出现的重要变化有关。
    还在1月上旬，南京政府就积极谋求苏联出面调停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1月10日斯大林向毛泽东通报这一情况，征求毛泽东意见，毛泽东最初断然予以否定。但考虑到强硬地拒绝和平谈判，可能会给美国干预中国革命带来借口，斯大林一再劝告毛泽东务必在策略上做出某种姿态，包括对美国也不宜采取过于激烈的敌对态度。在反复考虑了斯大林的建议之后，毛泽东最终同意采取比较灵活的做法。这既包括策略上赞同与南京政府进行谈判，也包括在外交上避免采取过于生硬的作法（21）。斯大林的态度表明，苏联这时并非一味地有意要使中共与美国之间保持紧张关系。
    在此之后，蒋介石突然于1月21日宣布下野，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及白崇禧等又积极密谋和共反蒋，政治和军事形势有急转直下的可能，这时在政治上和外交上保持一种较为积极态度，对于影响和分化国民党统治区的各种势力，包括美国的势力在内，益显出其必要性。
    自1949年1月上旬以来，中共中央就不断收到来自美国方面的讯息，表明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并非铁板一块。就连美国驻中国大使司徒雷登也通过其秘书傅泾波辗转送来密信，转达两点希望：“（一）伪府因迷信武力，失却民心，致此田地，希中共以收挽民心为先决条件；（二）美所望于中国者，为主权独立，政治、经济、文化能达自由”。而后，又有情报显示，即使南京政府决定撤往广州，美国大使以及多数西方国家的大使仍将继续留在南京，准备与共产党方面进行接触（22）。紧接着，美国国务卿也就沈阳领事馆人员被软禁一事，通过在北京和香港的总领事向中共最高当局提出书面询问（23）。所有这些在中共中央看来，意味着美国政府确实有曲折承认未来共产党政权的可能性。
    虽然共产党自1月下旬以来在外交上表现出了某种灵活的态度，但在3月召开的中共中央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等人仍旧再度重申了在1月会议上提出的那些观点，并高度评价了中共与苏联之间的盟友关系。这表明，不论这时共产党人的外交政策是否变得多少灵活一些，他们仍然是把美英等国，特别是把美国，看成是自己最危险的敌人。问题仅仅在于，即使把美国当成敌人，是不是就一定不能同美国等国发生外交关系呢？1949年4月，来自斯大林的一份电报和来自上海陈铭枢将军那里的一则信息，终于促使中共中央重新考虑对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外交策略了。
    4月中旬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前夕，中共中央得知美国大使正式出面谋求与中共方面疏通和解。从上海来的陈铭枢将军的代表雷仲仁报告称：几个月来，美国方面一直极力寻找途径与中共疏通。为此，“司徒大使偕傅泾波于三月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时冒恶劣天气乘专机抵沪在友家与陈先生会见密谈三小时，三月二十六日下午又密谈三小时。并要求陈先生为中国及世界和平计往北平一行，向中共中央解悉美国政策，俾得与中共化仇为友，与苏联合作建设世界，制止第三次战争”。司徒大使表示美国顾虑中共者二：“（一）美国怕中共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为敌，助长第三次世界大战之危险性；（二）怕中共武力统一中国后放弃民主人士及民主联合政府，而实行赤化亚洲，独裁中国”。司徒大使称：美国希望中国即日停止战争，实现和平，清除贪官污吏，希望中共真正实行民主，成立一个真正和平独立民主自由的联合政府，同时并希望中共能够改变对美之态度，制止反美运动。如此，美国定愿与中共实现友好并援助新政府复兴与建设新中国（24）。紧接着，毛泽东又收到斯大林关于新中国政府建立及其有关政策问题意见的回电。斯大林建议：只要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能够正式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支持，那么，中国民主政府就不要拒绝同这些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正常的贸易往来。因为这样做将有助于使美国放弃其分裂中国的计划（25）。
    司徒雷登的主动和斯大林的建议，无疑给了中共中央一个适当的机会表现其灵活性。毛泽东很快将司徒雷登的要求通知了斯大林。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向美国方面传递某些积极的信息和在可能条件下与之发生外交关系的问题了。
    4月6日晚，中共中央收到新华社驻香港分社来电，报告美国前副总统华莱士介绍来华的索尔·密尔斯（Saul Mills）已经到达香港，要求前往华北解放区。由于华莱士是力主消除美苏分歧、结束冷战的前美国总统候选人，苏联方面自然大开绿灯。但最初，像以往一样，中共中央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只是在收到斯大林的电报之后，才批准密尔斯进入华北解放区，访问天津和北平。毫无疑问，密尔斯是得到这种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尽管这位美国前纽约产联理事会总书记、纽约州美国劳工党副主席，名义上是代表美国近10家公司前来中国与中共领导人谈生意的。但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在这个时候宣布让这位具有重要政治背景的美国人到北平来，其政治意义远较双方对生意上的考虑要重要得多（26）。
    一度关死的门打开了。由于已经在军事上取得了无可争议的优势，共产党人不再需要像几个月前那样把向外国人封锁军事消息放在外交考虑的重要位置，当务之急是避免美国军事介入的可能，和尽可能快地结束对国民党的战争。为此，毛泽东首先通知前线领导人注意不要在外交上出问题，并提出：鉴于美国方面托人请求和我方建立外交关系，“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但“外国政府如果愿意考虑同我们建立外交关系，它就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