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同在悠久的中国传统社会中一样，历史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也是一门"显学"。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及其后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迁，结束了历史学的"显学"地位：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对现代迷信的冲击，在使历史学获得了解放的同时，又使它不再具有往日那样牢固的思想依托；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深刻变化，既向史学提出新的要求，又使得它几千年来对政治的依附失去了现实支柱。随着这些变化，历史学被迫从意识形态的第一线退居到第二线，甚至第三线。这不能不使历史学界在心态上一时失去平衡，他们不断地寻求走出困境的道路。这些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变化就是这种探索的表现和结果。本文将论及的"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回到马克思去"、"回到乾嘉去"、"走向系统论"和"走向跨学科研究"等几股一度左右过史坛（有的还在继续左右着史坛）的史学思潮的涨落进退，大体上纪录了新时期以来历史学对发生了深刻变动的社会的反应，勾画了历史学伴随着整个中国社会的思想解放运动所经历的曲折而艰难的进程。
    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
    用六十年代初期的历史主义、特别是用当时翦伯赞的那些被视为离经叛道倾向的史学思想，去清算在"文革"中以戚本禹为代表的占统治地位的极"左"史学观念，认为当时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就是返回六十年代初期去，返回到翦伯赞的史学观念上去，形成为"文革"终结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史学界的一股主要思潮。
    这股思潮发轫于对"四人帮"的政治清算中。粉碎"四人帮"后的最初岁月，整个社会、尤其是思想文化界，带着骤获解放的喜悦，全部投身到揭批"四人帮"的运动中。如《历史研究》杂志在整个1977年和1978年初，所刊多是批判和揭露"四人帮"利用历史研究进行祸国殃民活动的政治论文。与以往一样，历史学这时仍站在理论斗争的第一线上。尽管一批具有沉重历史感的政治论文在这时的政治斗争中引人注目，发人深思，作用甚大，但历史学自身这时仍具有鲜明的政治性。因此，从1976年底到1977年底一年多时间内，并没有形成严格的相对独立的史学思潮。但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步步深入，人们逐渐发现，被"四人帮"推向极端的史学观点，在"文革"前就开始出现，早在"三年困难"时期就曾经被激烈地批评过，而不仅仅是"文革"本身的产物。大约从1978年的四五月份起，对"四人帮"的批判从政治层次开始转移到学术层次，发表在《历史研究》1978年第8 期上的刘泽华的《砸碎枷锁，解放史学》、丁伟志的《"四人帮"是历史科学的敌人》等论文表现出这一点。而一旦人们在历史学范围内清算"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就必然会一步步地走向六十年代的历史主义、走向翦伯赞，因为"四人帮"那一套极"左"的历史观念首先是通过扼杀翦伯赞的史学思想而取得统治地位的，而"四人帮"的历史观点的被否定，实际上就意味着对翦伯赞史学思想的重新肯定。曾备受批判的六十年代初期历史主义思潮的代表作、翦伯赞的纲领性文章《对处理若干历史问题的初步意见》①的再度发表，标志着"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亦即"回到翦伯赞去"的史学思潮已经形成，并以汹涌澎湃之势出现在史学界。其基本表现为：要求全面为翦伯赞六十年代初期的史学论点"平反"，要求在一系列史学基本问题上坚持和贯彻翦伯赞的观点。
    第一，《关于史学研究中的几个问题》②，是翦伯赞建国后史学文献的代表作之一，"文革"前夕被指责为"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纲领"。现在，茅家琦指出，"应该为这篇文章恢复名誉"。他认为，翦伯赞这篇文章中的"基本观点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并说，"在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第三战役中，在史学理论战线要进行拨乱反正的斗争中，翦老的南京报告成了今天批判影射史学的思想武器。"③其他一些文章也批驳了戚本禹加在翦伯赞头上的"反对阶级观点"、"污蔑农民革命"、"歌颂帝王将相"、"宣扬'让步政策'"、"反对'以论带史'"、"反对'古为今用'"等罪状，恢复了翦伯赞在这些问题上的论点的应有价值。第二，"应该为翦老宣传的让步观点恢复名誉"④。这是当时许多人的一致呼声。他们认为"让步政策是客观存在的"⑤，"我国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让步政策"⑥，"封建统治者实施过让步政策"⑦，因而"应该为让步政策恢复名誉"，研究让步政策，"是拨乱反正、繁荣史学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⑧。第三，应该恢复翦伯赞所强调的历史主义的"应有光辉"⑨。大家认为，"林彪、'四人帮'一伙挥舞大棒，胡说讲历史主义就是反对阶级观点，对史学研究横加指责，不准人们谈及这一重要的理论问题"，因此，当前"宣传历史主义与揭批影射史学有着同等重要的意义"⑩。此外，翦伯赞在六十年代初说的："不要类比，历史的类比是很危险的"，"古为今用不是古今类比"，"不要影射，以今射古或以古射今"；翦伯赞所主张的"论从史出"的治史口号等，也成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史学界批判"影射史学"和"教条主义"的锐利武器。而翦伯赞的农民"三反三不反"的观点（11），至今仍被许多农民战争史研究者奉为"经典表述"，广泛征引，被视为不可移易的真理。种种情况表明，粉碎"四人帮"后的两三年内，翦伯赞的历史理论在历史学界一度取得了支配地位。
    "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或"回到翦伯赞去"的史学思潮在"文革"结束后的出现和存在，具有必然性和历史合理性。第一，三中全会召开前，是粉碎"四人帮"后理论发展史上的空白阶段，旧的理论开始被推翻，又来不及提出和创造新的理论，当时人们必须立即投入到清算极"左"观念的斗争中去，这样大家只能拿起现成的理论武器走上战场。第二，当时政治上和思想文化领域里的口号是"拨乱反正"，这是要求我们的社会回到被"四人帮"所否定的东西上去，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史学当然也要这样。第三，史学界这时之所以选择了翦伯赞的理论，大概出于这样几个原因：首先，他的史学思想最系统最明确，表述得最精炼最概括，因而在当时看来最正确最具有代表性。其次，他的史学思想本身是和"左"的史学思想作斗争的产物，具有鲜明的战斗性和犀利的理论锋芒，这在当时使用起来极为方便，以至于许多人惊异地发现，翦伯赞早就为后人批判影射史学准备好了思想武器，好像他对"评法批儒"能未卜先知一样。再次，"文革"期间在史学上最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对翦伯赞史学思想的全盘否定，因此，在史学领域里否定文化大革命，除了揭露和批判评法批儒的阴谋史学外，当然就是对翦伯赞的史学思想进行"否定的否定"了。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辟了中国史上的新纪元，而历史学进入名符其实的"新时期"的表现，是其他几股并起的史学思潮取代了"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的史学思潮，起点则是1979年2月成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的召开。
    历史学和整个中国社会一样，在三中全会召开前，基本上仍是在"左"的大框架内回旋。"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的史学思潮正是反映了这种现实。这股思潮的局限集中体现在翦伯赞史学思想的局限上。翦伯赞的史学思想是在反对"左"的斗争中产生的，它本身又摆脱不了它由以产生的"左"的时代的制约。他影响最大、被批判最激烈的两个理论观点"让步政策论"和"历史主义"，也明显带有"左"的色彩。"让步论"是翦伯赞在注疏"农民起义动力论"时提出来的。根本否定封建制度、封建剥削的历史合理性，否定封建主阶级曾经参加了封建历史的创造，是"农民起义动力论"的根本缺陷。而"让步论"并未从根本上摆脱这一点，因为"让步论"的前提是封建主完全是一股历史的惰性力量，如果说它在历史上也起了作用的话，那也是在农民革命的暴力威胁下产生的。翦伯赞说：必须用两只眼睛看历史，一只是阶级观点，一只是历史主义，而只有阶级观点就会否定一切。而这种阶级观点又是他的历史主义所必须具有的内容。所以，他用来纠"左"的历史主义本身也具有某种"左"的内容。总之，六十年代初期翦伯赞的整个论点系统并未离开"左"的大框架。而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并未立即认识到翦伯赞的时代局限，因为人们这时还未认识到自身的局限。"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使中国社会开始认清了症结所在，从而结束了两年来的徘徊不前的局面，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种背景下，历史学也终于实现了对六十年代初期理论境界的超越，"回到六十年代初期去"的史学思潮也就理所当然地让位于"回到马克思去"的史学思潮。
    回到马克思去
    1979年2月的成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发起了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 这场讨论是实际上正在进行的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在史学界的展开。这两场讨论针对着一个问题：要用实践和历史实际来检验为我们长期以来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要在一些最基本的理论问题上离开"流行马克思主义"，走向真正的马克思。
    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是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也是一个极其重大的实践问题。但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是这样一种观点：只有劳动者的反抗及其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起义，农民的阶级斗争和农民战争才是历史前进的真正动力。历史动力问题的讨论就是针对着这一观点展开的，人们要求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回到马克思去。
    在成都会议上，有的同志公开质疑："只有农民战争才是封建社会发展的真正动力吗？"（12）后来，许多人面对一些用流行的动力观无法解释的事实，又提出："我们不得不对'唯一动力论'产生怀疑，不得不重新探索阶级社会的发展动力问题。"（13）不少人还提出："第一，能否把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解释为只有被剥削阶级的革命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第二，能否把阶级斗争是历史的发展的动力解释为只有阶级斗争，或只有革命阶级的革命斗争，才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14）在提出这些问题后，人们对"真正动力论"或"唯一动力论"进行了批评。那么，历史发展动力问题到底如何把握呢？这时，人们不约而同地认识到，"过去，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由于我们的理论水平不高，"尽管我们也经常讲阶级斗争，但是讲的不一定都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15）。因此，我们必须"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上的论述"（16）；必须"完整地、正确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学说"（17）。于是，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相平行相呼应，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在史学界和理论界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截止到1980年底，据统计共发表论文200余篇，除"唯一动力论"或"真正动力论"继续有人坚持和阐发外，论者又提出了十二种动力观：生产力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生产力内部的矛盾运动是历史发展的本源动力；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交替推动历史发展的两股动力；生产方式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基本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社会"总的合力"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的物质经济利益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的欲望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科学技术是历史发展的唯一动力；民族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等（18）。无论对上述观点怎样评价，但值得肯定的是，它们在1979年前后出现，首先具有破除现代迷信的巨大意义。"真正动力论"长期束缚着史学家的思想，建国以后特别是1958年以后的中国史研究基本上是为了论证"真正动力论"而进行的。现在，当史学家们提出各种动力论时，表明人们已对"真正动力论"进行大胆的当然也是辩证的否定，开始独立地思考问题了。其次，在历史动力问题讨论中，每一位论者都力图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出发，都力图自主领会马克思、恩格斯有关论旨的原意，都力图独立接近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因此，动力问题的大讨论是对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一次普遍的再学习，其意义不能低估。
    历史动力问题讨论引起了连锁反应。一些很久以来依据流行"马克思主义"而形成的被认为是："颠扑不破"的观点，几乎都被人们直接从马克思、恩格斯出发加以推翻了。比较典型的影响重大的是对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再认识、对平均主义的再认识、对五种生产方式理论的再认识、对阶级观点的再认识、对近代史线索问题的再认识等等。这使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进入了一个"百家争鸣"的新时期。
    "回到马克思去"的史学思潮形成于历史动力问题讨论及其连锁反应中，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提出和讨论则是这一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和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一样，对历史创造者问题的流行看法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的主人。在动力问题被正本清源一番之后，创造者问题也成为讨论的对象。1980年有人提出：查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未见奴隶们创造历史的论述，有的是："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和历史是由"总的合力"创造的论述。因此该文作者指出，如果我们没有理解错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论述的话，"结论很清楚，历史是整个人类创造的"（19）。到1983年，有人又进一步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种提法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是没有根据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提法马克思也从来没有讲过（20）。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黎澍连续撰文探讨历史创造者问题（21），主张这个问题要采用马克思的提法。他说：流行的提法"起源于苏联哲学家对《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一书中某些观点的引申和附会"。但他们的说明"全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他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也从来没有采用过这些提法。他们经常是提'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黎澎对这一问题的论证，立即激起强烈反响，引起了一场直到今天尚未终结的论战。这场论战从规模上远不如当年动力问题论战那样大，但其影响却有过之而无不及（22）。
    大约在1981年后，史学界的思潮出现某些回旋，表现在历史动力问题讨论中的多家观点几乎被罢黜，以往流行的动力观又有所恢复，"回到马克思去"的史学思潮一度低落。而"历史创造者"问题的讨论，使这一思潮得以重振。马克思主义的再学习和历史的再认识从此进登一个新的台阶。人们已经明确认识到：必须划清教科书上或流行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的区别。这无疑是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里也出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如何理解和把握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因为在创造者问题讨论中，坚持原有提法的论者认为，这一提法虽然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没有明确的根据，但仍然是正确的，因为这可以视为后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但这里似乎又产生了这样的问题：这种发展符合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吗？进一步说，究竟什么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呢？显然，"回到马克思去"的史学思潮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不过无论如何，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已有七十余年的历史，宪法把马克思主义规定为国家的指导思想，中国史学队伍中的大部分成员又都程度不同地接受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训练并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取得了显著成果。因此，正本清源，恢复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对中国史学界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太迫切了。重新学习和认识马克思主义，也理所当然地成为贯通粉碎"四人帮"后十多年来中国史学界的一股极为重要的史学思潮。在这股史学思潮支配下的历史研究，也构成了这一时期历史学的主流。
    回到乾嘉去
    历史学是实证性科学。尊重事实，是这一学科的起码要求。因此，以弄清事实为旨归的考证，对于历史学永远是必不可少的。但是，考证绝不是历史学的终极，更不是历史学的上乘，即使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也是如此。考证在中国早就存在，但以考证为"正统"，却是乾嘉以还的现象；相对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史学传统，这是另一种史学遗产。但这种遗产经过"五四"前后一批学者的倡导，并且与朗克的实证主义史学和杜威的实验主义学说嫁接起来，形成了一个声势和阵容都很强大的学派。越古越有价值，越专越有价值，越细越有价值，离现在越远越有价值，是这一学派衡量学术成就高低的主要价值尺度。解放后，特别是1958年前后，情况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考据学、考据学名家在较长时间内受到很多不应有的批评和冷遇。"文革"后，在反对"空论"之风和清算影射史学的同时，相当一些人就用考据学家的眼光和价值尺度来观察和评判史学。这就多少形成了一股可以称之为"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