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日中国的条件下，是不会有人公开举起"回到乾嘉去"的旗帜的，但这也并非无迹可寻。至少，我们可以从史学界自1981年开始提倡强调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批评"重史轻论"的现象中，看出这股潜滋暗长的思潮的影响。
    还在1981年初，有的学者就著文吁请人们注意考据思潮的抬头。文中说："目前中外史学界有一个偏向"，就是"好研究小题目，忽视大问题，不求融会贯通"。作者认为，这种"只研究小问题，疏忽了大的问题"的倾向，"是值得注意的"（23）。与此同时，又有的学者明确指出："近来听说还有极少数轻视或不太信任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工作者，又强调学习所谓'乾嘉学者'的考据。"（25）紧接着一批著名学者郑天挺、熊德基、吴廷璆、杨生茂等，在接受《光明日报》记者访问时，一致强调指出：现在有人"不愿意再依靠马列主义，而是想用西方实证主义的烦琐考据和史料学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25）。在他们之后，一些历史学家陆续就此发表了看法（26）。戴逸说：这些年有一些人认为："历史科学只凭史料说话，不需要任何理论，甚至认为，理论的指导必然会带来主观武断的弊病，反而会损害科学性。"（27）郑昌淦指出："最近两年，史学界有一个偏向--有人觉得马列主义理论过时了，搞历史是纯粹学术，着重搞考据、校勘，不搞理论研究了。"（28）丁伟志认为，近来"部分史学工作者理论兴趣相当淡薄，越来越只是醉心于琐细问题的考证。这种情绪，显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发展不利的"。为此，他强调，要"大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宏观历史研究。"（29）在中国史学会第二届理事会上，张友渔指出，"现在在一些青年史学工作者中间，存在一种轻视理论的倾向，他们认为理论不重要，只有史料才重要，有了史料就有了一切。个别人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唯物主义不行了，只要能掌握史料，进行分类排比就行了，勿须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他说，这说明，"大力强调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意义"（30）。李时岳指出：近年来，"历史学界'重史轻论'的现象有所抬头：以'史'为'实'而以'论'为'虚'，着力于史料的搜集和整理而忽视理论的概括和探求，有意无意地贬低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的指导意义，甚至认为理论指导有损于历史学的客观性、科学性，等等"。他指出："重史轻论"的做法"是极不利于历史学的健康发展的"（31）。尹达也指出，有一个时期听到这样一些说法："不要理论，一样可以搞历史，有了史料就有了一切；有的还提出'回到乾嘉去'。"（32）1982年6月在太原召开的中国封建主义研究方法论问题讨论会上，人们指出：当前需要强调一下整体研究。因为"现在出现了一种倾向，即过于注重考证"（33）。
    上述材料从反而说明，在1980年前后，史学界的确存在着一种把历史学降为考据学--回到乾嘉去的明显倾向。如同人们所指出的，这的确不是一股健康的思潮。但我们今天也应该而且必须看到，"回到乾嘉去"史学思潮在1980年前后的出现，是从属于当时的社会思潮的，因为它带有强烈而突出的破除现代迷信的性质，是对那种"经学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反动。
    中国人在固有思维定式的制约下，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本来应作为历史研究指导思想的东西，长期以来却成为人们注疏、索隐的内容，指导变成了公式化。特别是那个"以论带史"的治史方针，在强调加强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研究指导的幌子下，把"经典著作中的言语当作任何问题都可以通用的万应灵药"，以致于使人"觉得史学论文中引用经典著作中的文句愈多，则文章的理论性愈高"，因而"研究的全部艺术就在于多多益善地引用经典著作中的词句"。经典指示于是成为"花边"和"标签"，成为改铸历史的"铁范"，成为不犯"错误"的"保镖"（34）。结果，马克思主义史学被"经学化"。到"文化大革命"中，"史"就完全被"经"所吞噬了。"为历史而历史"的治史主张就是在这时登上史坛的，"回到乾嘉去"的思潮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毫无疑问，这是对那种"经学化"倾向的摒弃。事实证明，那种用"论"带出来的"史学"，远不如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因为尽管后者对社会无用，但也不会有害，尤其是对史学本身毕竟还有弄清史实的作用，而那种所谓"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史学，对中国社会和历史学的大破坏，有目共睹。从"以论带史"的蒙昧主义回到具有科学精神的乾嘉考据学，从"唯上"、"唯语录"回到"实事求是"、"无征不信"治史方法中来，这是一种思想上的解放。可惜，在抑制考据思潮的时候除了极少数论者看到乾嘉考据学的抬头是对极"左"政治和教条主义的惩罚而指出其出现的合理性外（35），多数人却把对"回到乾嘉去"倾向的批评仅仅变成对用马克思主义治史重要性的简单说明，其中所讲的道理也大多是仅仅重复五六十年代已经讲过的那些。由于外在的和自身的原因，考据思潮作为对极"左"思想的反弹，在1979-1980年一度抬头之后，很快便衰退下去。
    走向系统论
    在三中全会以后对史学道路的探索中，有一部分学者开始走向系统论研究。这股思潮给新时期的历史学以从未有过的震撼。
    1980年初《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一文在《贵阳师范学院学报》上发表。作者金观涛、刘青峰接着又把这篇长文展开为一本25万字的专著，以《兴盛与危机》为题出版，后来又出版了该书的缩写本《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这些论著构成了新时期史学界系统思潮的滥觞。与此同时，陈平、刘昶、李桂海等试图运用新的方法对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延续问题所作的探讨，也引起史学界的注意（36）。
    与"回到乾嘉去"的思潮一样，系统思潮从1981年开始，也受到了批评（37）。但系统思潮仍在学术界蔓延，并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的支持与关注（38）。1982年春召开的"中国封建主义研究方法论问题讨论会"，系统方法尤其是其中的整体观念受到重视，自然科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问题被列为大会的主要议题之一进行讨论。1983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在回顾前一年的史学理论的研究时，指出系统论的"引进"已经进入了人们的视野。而1984年的《中国历史学年鉴》，则开辟"关于利用自然科学新方法进行历史研究"一节专门回顾这一问题的进展情况。作者指出："在史学方法论问题探讨中"，"如何看待利用自然科学新方法进行历史研究"，已成为1983年的史学界中"比较突出的一个问题"。
    至1985-1986年，系统思潮进入鼎盛时期，并一度影响了整个史学界。这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史学危机"的说法不胫而走，几乎引起绝大多数史学家的共鸣。史学家产生危机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在自然科学向社会科学渗透的强大潮流面前，感到手足无措，惶恐不安，觉得自己由以安身立命的那些东西正在被动摇，而对那些扑面而来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方法又十分陌生，知识结构难以调整与更新，以至产生了将被淘汰的心态。二是许多史学家因此而积极学习与努力掌握现代自然科学知识，到处都举行有关"三论"的讲座。三是以"历史研究与现代自然科学方法论"为主题的讨论会，频繁召开。这样的全国性会议在1985年4月召开一次，次年5月又召开一次，还召开了一次包括历史科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会"。而全国各地的关于"这一问题的其他小型讨论会更是不计其数"（39）。除了大大小小的专门会议外，历史学其他领域的讨论会也几乎都在讨论方法问题，讨论自然科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问题。总之，在1985年和1986年，以"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新三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为内容的系统思潮，构成了对既有史学形态的最大威胁。
    史学界系统思潮的出现，也是对长期以来流行的那种教条化、简单化的研究感到厌倦的表现。
    系统方法，"就是从整体出发，始终着眼于整体与部分、整体与层次、整体与结构、整体与环境的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综合地处理问题的一种方法"（40）。这样一种强调事物相互作用和整体观念的现代科学方法，正是中国史学所最缺乏的。由于唯物史观强调要到经济关系中去寻找社会历史发展的终极原因，于是很多史学家便把唯物史观理解为经济决定论，完全忽视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曾指出过的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造成的社会历史现象的复杂性。系统思潮正是针对这种情况而出现的。它虽然走向完全否定终极原因的极端，但似乎不能因此否定它含有某种合理因素。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本是作为实证主义史学的对立物出现的，但它在相当的程度上却被实证主义化了，如宏观历史研究始终不发达，历史学界内部分工过于细碎，各守一摊，搞经济史的不问政治史，搞政治制度史的不问文化思想史，搞思想史的就思想史搞思想史等等。这种狭隘的、封闭的研究方式，确实"未跳出两千年来中国小农经济的思想境界"。这种状况说明了当代中国的历史研究方法的确是"还停留在古典科学的时代"。而史学界需要高屋建瓴、全局在握的研究成果，以整体观念为核心的系统方法无疑有助于打开人们的视野。
    系统思潮从70年代末在史学界出现，直到1983年底，发展一直是平缓的，但1984年开始却走向高潮。主要原因似乎有这样两个方面：其一，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这时译成中文出版，成为畅销书。该书渲染了未来信息时代的种种情景；其二，大众传媒对新技术革命表现出空前的热情，进行了大量的介绍和描绘。这一切仿佛在昭示世人：工业社会行将结束，一个以高科技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即将来临。而这个信息时代的科学基础就是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那末，谁不学习和掌握"三论"，谁就好像马上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似的。于是，原本并不为人着意的系统思潮一下子成为注意的中心，提倡者们尽管大多并非史学从业者，但因开风气之先而赢得普遍注意，仿佛他们身上代表着史学的前途和希望。在这时，系统论不仅被引进史学界，几乎被引进所有社会科学领域。
    正像"回到乾嘉去"不能使中国史学得到新生一样，"走向系统论去"也不是中国史学的出路。所以，大约从1987年开始，系统论热开始冷却，到1988年就几乎完全消失了。系统思潮的陡落，以下几个因素看来起了重要作用：1.系统论只是一种关于横断科学的理论，不是一种历史观--关于历史进程的理论，因此，它不能指导人们观察和分析以往的历史，至多只能提供部分研究方法上的帮助，只能开拓人们的思维空间，无法从根本上改造既有的史学形态。2.系统思潮雷声大、雨点小，这股思潮支配下的历史研究成果与这股思潮的夺人声势极不相称。没有相应的研究成果的支持，任何思潮都难以存在下去。3.从1986年以来，整个中国社会已从对新技术革命的狂热中清醒过来，理论界对"三论"的迷信也随之被打破。系统思潮在这种背景下退出了史坛。
    走向跨学科研究
    系统思潮回落了，消失了，但系统思潮所提出的问题却依然存在并日趋尖锐。这就是：历史学再也不能游离于世界学术潮流之外了，历史学应该从当代最新学科中借用概念、模式和方法，进行学科整合即跨学科研究。
    其实，利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概念与方法来从事史学研究的呼声并非在系统思潮消失之后才出现，应该说，它和系统思潮有同样长的历史（41）。只是这股史学思潮在1986年前被其他更强劲的思潮、尤其是系统思潮掩盖了、冲淡了（42）。从1986年开始，原本就存在的学科整合思潮随着系统思潮的退落就凸现出来了，而且具有了更加清醒的理论自觉。直到今天，这股思潮仍方兴未艾。
    学科整合思潮第一次引起史坛瞩目，是《历史研究》"本刊评论员"文章《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一文的刊出（43）。这篇旗帜鲜明的文章，"吁请史学界扩大视野，复兴和加强关于社会生活发展的研究"。文章认为，当前，"我国史学正处于革新之中"，革新的对象是"进一步改变多年来形成的内容狭窄、风格单调的状况"；指出史学革新方式很多，其中，"复兴和加强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应是一条切实可行的重要途径"。在作者看来，这样做，可以"突破流行半个多世纪的经济、政治、文化三足鼎立的通史、断代史等著述格局"，复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检验和纠正过去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历史时发生的公式化、简单化缺陷"。作为开端和示范，也为了进一步引起注意，该刊同期着意组织编发了一组"旨在开拓新领域、组织新课题的论文和资料"，如《开展社会史研究》、《关于社会史研究的学科对象诸问题》、《中国社会史研究综述》和《开拓研究领域促进史学繁荣--中国社会史研究会述评》等。《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和这一组社会史论文的推出，探讨的虽是社会生活史研究、社会学与历史学的交叉问题，但传达的信息却是；系统史学已成过去，社会科学史学时期行将到来。与《历史研究》杂志的这一动向紧相呼应，新创办的《史学理论》杂志，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
    "从国际史学发展的状况看，史学的变革必须走跨学科的道路"。这是《史学理论》1988年第1期"新春寄语"中说的。编者强调，"只有跨学科的研究， 才能使史学摆脱题材狭窄、方法陈旧、门类单一的缺陷"。该杂志在1987年初的发刊词中曾说，战后几十年来，国外的历史学有很大的发展变化，其表现之一，是"西方历史学研究的整体化趋势，同社会科学其他学科以及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的愈益融合、渗透和交叉，许多交叉学科、边缘学科、新兴学科，诸如历史人口学、生态史学、心理历史学、历史地理学、计量史学等的兴起"。该刊就"历史学的发展与跨学科研究"专门举行座谈，并特辟《跨学科方法论探索》专栏。这显示出，系统思潮退落之后，学科整合思潮的迅速兴起。
    新时期以来，特别是1986年后，大批有识之士不仅正面提倡"跨学科研究"，而且还通过对年鉴学派理论与方法的大量引进，来推动、引导跨学科研究，给跨学科研究提供"样板"。许多论者认为，"十年来，我国对西方史学理论和流派的介绍和研究最多的要属法国的年鉴学派了"（44）。"对年鉴学派的评价始终是中国西方史学史研究者的一个'热点'"（45）。据统计：这些成果包括，专著一部、译文集两部，发表在《历史研究》、《史学理论》、《世界历史》等杂志上的论文、介绍文章及人物专访约20篇，其它相关文章约15篇。年鉴学派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学者始终关注的一个热点"？原因就在于它的跨学科研究。"今天西方史学中流行的跨学科史学、计量史学、综合史学、深层史学，特别是'社会科学的史学'或'作为历史的社会科学的史学'都可纳入年鉴派的'学科模型'中"（46）。"对年鉴学派的理解应当超出对一般历史学学派的理解，与其说它是一个封闭性的、与其他学派相对应的学派，不如说它是一个旨在创立新史学范型、推动史学更新的运动"（47）。如此看来，对年鉴学派理论与方法的引进和高度赞许，表现了中国史学界对跨学科研究的热切向往，表现了史学界对既有史学范型的不满和对新的史学运动的追求。
    走向跨学科研究去，无疑已成为1986年以来中国史坛一股最有影响的潮流。所谓跨学科研究，从广义上说，是指包括运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如系统方法、数学方法等）来研究历史，但狭义上，主要是指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相邻学科的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的史学（48）。本文所说的跨学科研究，主要就是指的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这种跨学科研究在今天才刚刚起步，尚未拿出足可称道的成果，或者说成果还很有限，但正如众多提倡者所说的，这并不妨碍推广它的必要性。首先，跨学科的史学研究是当前世界史学的主要潮流，只有追赶并融入这个潮流中去，中国史学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也才能走出自我封闭状态，取得广阔的发展前景。曾有一位留美博士生说：中国"一切都在朝着现代化的宏伟目标迈进。然而，当我们看一看史学发展情况，所见情形却大不一样。只要我们一览学术刊物上发表的文章，我们马上会得到一个旧貌未改的印象。无论从研究对象、研究手法、或者研究思路方面来看，一切还是老一套"（49）。当前，中国史学界跨学科潮流的涌现，说明中国史学界已经醒来，正在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