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王田猎的地点，据初步统计实际有220地。其利用情况，其中有102地只见有一次行猎活动，行猎2～4次的有57地，5-9次的有26地，10次以上的有35地。最多的是如地，有175条卜辞卜到此地行猎，其他如噩（83辞）、盂（63辞）、宫（61辞）、斿（55辞）、梌（59辞）、（48辞）、（46辞）等，皆是商王常去狩猎的地区[7]，现分而述之。
    覃：覃地是商王来往和重要的田猎区，卜辞所记甚多，如：“甲申卜翌……王其于覃……”（《合集》28921），“甲辰卜翌日乙，王其于覃无灾？吉。”）《屯南》4301）而且，雍与覃为同版地名，“丁亥卜，贞王田于雍往来无灾？吉。□戍卜：贞□田覃□来无……”（《合集》37652）。
    覃字卜辞从、从，隶定作，唐兰《殷虚文学记》释作覃，认为覃之本字当象盛于□，者蕙之本字，盖用以湛酒者，即坛字之象形。《说文》：“覃，长味也。”此字正象以蕙置坛上和酒，引申之，有长味之义。因此，即覃字之本字。覃地所在，唐兰先生以为即《尚书·禹贡》“覃怀底绩“之”“覃”，地在今河南省沁阳市区。从现有距离来看，府城与沁阳市区相距亦仅30余公里。
    梌：卜辞所记商王在此地田猎活动甚多，是商王的主要田猎地之一，也是商王经常来往的地方。学术界对此字的解释及其地望的考定均有分歧。笔者从吴泽先生的看法即梌为徐，梌即温县徐堡。实际上，徐之本字“余”即为“构木为巢”的干栏式建筑的象形，故从古文字演变规律来看，“余”字加义符“木”变为“梌”，与其加义符“水”、“彳”、“邑”演变为“涂”、“徐”、“ ”等道理是一样的。[8]故“梌”确定就是“徐”，就是温县北数里的徐堡。
    而且，梌地和覃地见于同版卜辞，其辞云：“丁未王卜：贞田覃往来无灾？王占日：‘吉’。戊申王卜：贞田梌往来无灾？王占曰：‘吉’。兹御。获□二。“（《合集》37511）“丁未”与“戊申”为相连的两日，两者间隔一日路程，应当相近。从上述可知，覃为沁阳市区，梌为温县徐堡，相者两距亦仅为15公里左右，如此考定，当符合实际。
    宫：宫地见于各期卜辞，它是商王经常来往的地方和重要田猎地，卜辞所记商王在宫地田猎活动甚多。郑杰祥认为卜辞宫地应当就是春秋时代的丘宫，即今河南省濮阳县北。[9]
    宫地常见与雍、梌等地同版。如“辛亥卜：贞王田宫往来无灾？弘吉。壬子卜：王田雍往来无灾？弘吉。”（《合集》41818）“……丁未卜：贞王于宫往来无灾？戊申□：贞王……雍往来无灾？……”（《合集》36643）“辛卯卜：贞王田梌往来无灾？壬辰卜：贞王田宫往来无灾？（《合集》37620）。从同版卜辞关系而言，宫地与雍地相近，宫地与梌地相近。而且从干支记载而言，辛亥与壬子为相连的两日，表明宫地与雍地相距一日路程；同样，辛卯与壬辰也为相连的两日，梌地与宫地也相距一日路程。由此推论，宫地当与雍地、梌地相近，当在今沁阳东、博爱西一带。
    此外，依据同样的原则和方法，还可推知有43个田猎区地名在沁阳附近：向即《诗经·十月》的向，在今济源市轵城附近；鄈即《水经注·沁水注》的鄈城，即今博爱县城。召即《左传》襄公二十三年“戍郫邵”的邵，在今济源市西的邵源镇。宁即修武，《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勒兵于宁，更名宁曰修武矣”。凡，即《水经注·济水注》的凡城，地在今卫辉市西南二十里。从现在地理位置来看，凡、宁、雍、梌、鄈等地在沁水东的修武、辉县一带，盂在今沁水西而临近沁水的沁阳市区附近，向、召在盂之西的济源市。说此田猎区以沁阳为中心，应当不误。杨升南先生以1982年河南省测绘局编绘的《河南省分县地图册》所绘的三县图测量，从辉县治到修武为42公里，修武（经博爱）到沁阴为48公里，沁阳到今济源县治为28公里，沁阳到邵原镇为68公里，从今辉县县治到济源县邵原镇东西距离则为158公里。北起太行、中条山之南，南到黄河以北，其距离大约为50公里。是则沁阳猎区范围东西长约158公里，南北宽约50公里，与陈梦家等先生所指划的规模大致相当。[10]
    三
    府城商城遗址位于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交汇之处，这是府城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白家庄各期文化遗存的重要原因：同时，从考古文化、商城年代来看，府城商城乃是夏商文化冲突的产物。
    据考古资料可知，沁水下游分布着密集的夏文化和先商文化。通过研究，邹衡先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论断：“二里头文化基本上属于二里头型，都在沁河的西南，而先商文化分别属于漳河型和辉卫型，都在沁河的东北”。因而，“沁河一带是二里头文化和先商文化的交接之处”。[11]另据文献资料可知，夏王朝和商先公同时并存，且大致以沁水为界限，东西对峙。[12]夏文化，作为当时中原及其附近地区发展水平最高的一支考古学文化，在与先商文化长期的毗邻错居之中，强烈地影响了先商文化的发展，表现为夏文化中具有代表性的器物在先商文化中几乎都可以看到，尤其是诸如大口尊、平口瓮、刻槽盆、捏口罐、爵等在先商文化与夏文化接壤的地区则有更多的发现。夏文化对先商文化的这种影响，从发展的角度看，早期较少，晚期较多；从地理位置来看，中心地区较少，接壤地区较多。其传播方式是渐进的、浸润式的，而非突发的、嵌入式的。府城遗址所发现的文化遗存表明一方面其受到了夏文化的强烈影响，另一方面，也保存着商人自身的特征。这也就是府城遗址发现二里头文化及商代的二里岗文化，白家庄文化的重要原因。[13]因此，为了防止当时最高水平的夏文化的东侵，同时与夏人对抗，商人在沁水的东岸建立了据点。府城北据太行天险，居太行关与白陉关的中心位置；同时，在沁水以东，处于先商文化区域之内，也正处于夏文化与先商文化的交汇之处。府城所在的沁水下游地区乃兵锋相交地带，因而府城就成为防犯和进攻夏人的桥头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