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镂版印刷的发明与经籍的广泛流播
    《宋史·艺文志》载：“历代之书籍，莫厄于秦，莫富于隋、唐。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而唐之藏书，开元最盛，为卷八万有奇。其间唐人所自为书，几三万卷，则旧书之传者，至是盖亦鲜矣。陵迟逮于五季，干戈相寻，海寓鼎沸，斯民不复见《诗》、《书》、《礼》、《乐》之化。周显德中，始有经籍刻板，学者无笔札之劳，获睹古人全书。然乱离以来，编帙散佚，幸而存者，百无二三。”
    《宋史·儒林传》载：真宗景德二年夏，上幸国子监阅库书，问邢昺经版几何？昺答曰：“国初不及四千，今十余万，经、传、正义皆具。臣少从师业儒时，经具有疏者百无一二，盖力不能传写。今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大中祥符三年，宋真宗与资政殿大学士向敏中有一段对话：“（真宗）谓敏中曰：‘今学者易得书籍。’敏中曰：‘国初唯张昭家有三史。太祖克定四方，太宗崇尚儒学，继以陛下稽古好文，今三史、《三国志》、《晋书》皆镂版，士大夫不劳力而家有旧典，此实千龄之盛也。’”
    从以上史载，可见唐宋之际藏书和经书流播大致情况，看来后周显德是一个转折点：之前，经书苦于抄写，传世不可能很多；之后，镂版之术发明了，可以大量地印刷，经书的获得和传播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据《宋史·艺文志》载，宋初太祖、太宗两朝，朝廷掌握的图书，其数量毕竟少得可怜。太祖时，只有书籍一万多卷，其后削平地方政权，收其图籍，又下诏购其散亡，国家图书馆所藏之书，稍有增益。太宗即位，于左升龙门北修建崇文院，把国家几个图书馆的书籍充实进去。另建“秘阁”，有书一万多卷。太宗不仅常到秘阁看书，而且要近习侍卫之臣，纵观群书，从中获取教益。
    到真宗朝，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推广，朝廷掌握和社会流通的图书才开始大量增加。邢昺和向敏中回答真宗的一席话说明了几个问题：一、国家掌握的图书已从宋太祖时的一万多卷，骤增至十多万卷；二、与史籍增长的同时，经籍增长更快，经、传、正义皆具，既全面又系统；三、版本大备，士庶家皆有之，说明图书的掌握已越出了朝廷的范围，读书人以至寻常百姓家，手中都有自己的图书典籍了。这不能不说是划时代的一件大事。
    吴澄说：“宋三百年间，锓版成市，版本布满于天下。而中秘所储，莫不家藏而人有。无汉以前耳受之艰，无唐以前手抄之勤。读书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这是对整个宋代印刷术发明和发展的评价。它实际上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毕升之前，雕板印刷的发明；第二阶段是毕升以后，活字印刷的发明。毕升是北宋仁宗庆历时人。他发明的活字印刷弥补了雕板印刷耗时和不够灵活等缺欠，把效率大大提高了一步。
    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朝廷组织力量，对历史遗留下来的经和经学，进行了一系列的校勘。据载，宋太宗端拱时，诏令国子监镂版孔颖达《五经正义》，以扩大发行面。要镂版发行，首先必须校勘。据《玉海》载，当时参与校勘工作的经学家，《易》、《书》有孔维、李说等人；《春秋》有孔维、王炳、邵世隆等人；《诗》有孔维、李觉、毕道升等人；《礼记》有胡迪、纪自成、李至等人。淳化五年，李至上言：“《五经》书疏已版行，惟二传、二礼、《孝经》、《论语》、《尔雅》七经疏未备，岂副仁君垂训之意。今直讲崔颐正、孙奭、崔偓佺皆励精强学，精通经义，望令重加校雠，以备刊刻。”（注：《宋史·李至传》。）李至的建议获得恩准。于是，校勘工作扩大了范围，由五经扩大到十二经。又载，真宗咸平元年，学究刘可名指出诸经版本多有舛误，比如，《尚书》正义就有多处差误，于是真宗便命崔颐正详校，后来孙奭便改正了94字之多。咸平二年，真宗令邢昺总领校勘之事，叫舒雅、李维、李慕清、王涣、刘士元从中帮助，使《五经正义》的镂版质量又提高了一步。各经经过校勘而后雕刻颁行，舛误自比唐以前仅靠传钞为少，这对经和经学的流布自有重大意义。而宋代版本为后世所宝贵，其重要原因也在于它经过校勘。
    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在刊本中出现了疏附于经注的新问题。卢文绍说：“唐人之为义疏也，本单行不与经注合。故单行经注，唐以后尚多善本。自宋以后附疏于注，而所附之经注，非必孔贾诸人所据之本也，则两相龃龉矣。南宋后，又附《经典释文》于注疏间，而陈氏所据之经注，又非孔贾诸人所据也，则龃龉更多矣。浅人则比而同之，则彼此互改，多失其真。幸有改之不尽以滋其龃龉启人考核者。故注疏释文合刻，似便而非古法也。”钱大昕也说：“唐人撰九经疏，本与注别行，故其分卷亦不与经注同。自宋以后，刊本合注疏为一，而疏之卷第遂不可考。”从注疏别行到注疏合一，有利也有弊。所谓“利”，就是有利于阅读，有利于作为整体的流传。所谓“弊”，就是所据版本不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注和疏矛盾打架的现象，这实际给后世增加了校雠的难度。这是治经学史者不可不知的存案。
    随着镂版印刷的发明推广，宋代学校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考史，宋初三朝，学校教育一片萧条，教育规模、生员数量等方面甚至还比不上五代十国。例如，后唐国子生有200人， 而宋初在后周普利禅院基础上建起的中央唯一的学校，生员也不过70人。地方教育更加衰败，仍保有公立学校的州县屈指可数。公私书院不超过10所，而且往往时办时停。宋初教育不发展，导源于五代十国时期连绵不断的战乱。但跟当时经书的缺乏也有密切的联系。自镂版印刷发明推广后，经籍数量越来越多。真宗以后，朝廷为鼓励地方办学，往往以一套经籍授之。例如，真宗咸平四年六月，朝廷便给全国每所州县学校颁赐一套九经。朝廷能够颁赐，表明朝廷掌握的经籍越来越多。与此同时，流传到私人手中的经籍也逐渐多了起来。邢昺说“士庶家皆有之”，说明经籍确实逐渐普及。有了足够的经籍，也就必然导致地方以至私家教育的发展。史载到仁宗庆历年间，“州郡不置学者鲜矣”，（注：徐松：《宋会要辑稿·崇儒）。）可知州郡办学确实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