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义理之学的复兴与胡瑗、孙复、石介的经学
    在治学形态上，经学有义理之学，也有训诂之学。近二千年来经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相互斗争而又相互渗透的历史。
    义理之学比训诂之学来得古老。自孔子删定六经、创立儒家开始，就非常重视义理之学。比如，孔子删《诗》的原则是“取可施于礼义”。孔子修《春秋》，也是突出“义”，他说：“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六艺删修而成后，人们对六艺的社会功能也有很高的评价，如《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易》著天地阴阳五行，故长于变；《礼》经纪人伦，故长于行；《书》记先王之事，故长于政；《诗》记山川溪谷禽兽草木牝牡雌雄，故长于风；《乐》乐所以立，故长于和；《春秋》辨是非，故长于治人。”
    从经学发展史的角度考察，经学中的义理之学，其发展经历过四个高潮：一是西汉时期，以董仲舒为代表的经学家，阐发经学中的义理，提高儒家经典的价值，使儒学摇身一变，变为经学。二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以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经学家，阐发《易经》中的义理，一纠东汉以来训诂之学的流弊，使经学从理论上再次得到升华。三是两宋时期，以程朱为代表的经学家，为适应封建社会后期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方面挖掘传统经学的理论，另方面又吸收佛学中的理论营养，使经学变为理学。四是晚清时期，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经学家，着眼于维新变法，再次挖掘传统经学的意蕴，使义理之学进一步发扬光大。有的学者把经学中的义理之学，说成是魏晋以后，甚至说成是两宋以后才有的事，这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变革儒学是宋代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而变革儒学是以复兴义理之学为先导，为着眼点的。两宋义理之学的复兴，存在两个相互衔接的历史阶段：一是北宋初期的准备阶段；一是北宋中期以后的理论建树阶段。
    北宋初期的经学，是以守旧为其特征的。所谓“守旧”，就是守唐代官学之旧，就是守唐代《五经正义》、《九经正义》之旧。学者的治学与朝廷的明经取士，都存在着守旧的明显特征。但守旧并不是一成不变。事实是，在守旧的掩盖下，存在着立新思潮的逐步涌动。宋初经学中的官学，以经学家邢昺、孙奭为代表。他们的经学无疑具有二重色彩。他们都是由汉学而宋学发展的“转关”人物。邢昺、孙奭后，这种学术转折进一步发展，传统的训诂之学进一步衰微，而义理之学则强化了发展势头。其代表人物就是“宋初三先生”，也就是胡瑗、孙复、石介三位经学家。
    胡瑗（993-1095年）字翼之，泰州如皋人。他的经学著作， 有《春秋要义》三十卷、《春秋口义》五卷、《中庸义》一卷、《洪范口义》二卷、《尚书全解》二十八卷。其中《尚书全解》，《宋史·艺文志》有载录，但朱熹认为是伪作，可以存疑。孙复（992-1057年）字明复，晋州平阴人。他的经学著作，有《春秋尊王发微》十二卷、《春秋总论》三卷、《易说》六十四篇。石介（1005-1045年）字守道，号徂徕，兖州奉符人。他的经学著作，有《易解》五卷、《易口义》十卷。
    黄宗羲《宋元学案·泰山学案》有个说法：“宋兴八十年，安定胡先生、泰山孙先生、徂徕石先生始以师道明正学，继而濂洛兴矣。故本朝理学虽至伊洛而精，实自三先生而始，故晦庵有伊川不敢忘三先生之语。”这段话表达了明清时期许多学者们对宋初三先生学术地位的评判。宋初三先生是宋代理学的先行者，他们实开了宋代理学的先河，这种历史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宋初三先生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史载，胡瑗“家贫无以自给”，青年往泰山求学时，“攻苦食淡，终夜不寝，一坐十年不归”。（注：《宋元学案·安定学案》。）“景祐初，更定雅乐，诏求知音者。范仲淹荐瑗，白衣对崇政殿。”（注：《宋史·儒林传》。）孙复家亦“贫贱”（注：《宋史·儒林传》。）。石介更贫，“妻子几冻馁”。由于三个人都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他们的处世态度敢说敢为，比如石介，史称他“笃学有志向，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又称他“著《唐鉴》以戒奸臣、宦官、宫女，指切当时，无所讳忌”。（注：《宋史·儒林传》。）反映在经学上，也相互形成了反传统、反守旧的经学色彩。
    宋初三先生的经学各具特色，深浅有别，立意也不尽相同，如《宋史·儒林传》就谈到胡瑗“治经”不如孙复的问题。但是，三先生在如下四个问题上是一致或雷同的：
    第一，宋初三先生都重视和褒扬经学中的义理之学。朱熹说：“安定胡先生只据他所知，说得义理平正明白，无一些玄妙。”（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百二十九。）这主要是就胡瑗的《易》学说的。胡瑗有《易学口义》十二卷，今存《四库全书》中。陈振孙评价说：胡瑗的《易》学继承了王弼以来以义理说《易》的传统，对象数之学进行了一次大扫除。这个评价是公允的。《宋史》本传说，孙复的经学，“其讲说多异先儒”。又说，孙复的《尊王发微》十二篇，“大约本于陆淳，而增新意。”可见孙复的经学，有个标新立异的问题。“新”在哪里？新在义理，用义理说经，从而开辟了经学的新局面。《尊王发微》是《春秋》之学中的典型的义理之学。他对“元年春王正月”的解释，提出了孔子作《春秋》，实为“无王”而作的问题，这就很有新意。这个新意，很得欧阳修、朱熹等人的肯定。欧阳修说：“先生治《春秋》，不惑传注，不为曲说以乱经。其言简易，明于诸侯大夫功罪，以考时之盛衰，而推见王道之治乱，得于经之本义为多。”（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在《睢阳子集》中，孙复说了一段话：“专守王弼、韩康伯之说而求于《大易》，吾未见其能尽于《大易》也。专守《左氏》、《公羊》、《谷梁》杜、何、范氏之说而求于《春秋》，吾未见其能尽于《春秋》也。专守毛苌、郑康成之说而求于《诗》，吾未见其能尽于《诗》也。专守孔氏之说而求于《书》，吾未见其能尽于书也。”（注：《宋元学案·泰山学案》。）孙复反对“专守”，主张独创，主张有所作为，主张进一步突破传统经学的蕃篱，进一步阐明经学的义理。这些说教，旨意分明，铿锵有力，昭示着传统经学中新的一代学风行将开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