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对外开放观的内容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主要内容
    在中国，最先对“中体西用”思想有所表述的是冯桂芬。他于1861年著《校邠庐抗议》，在其中的《采西学议》一篇中提出了采习西学，以求自强的主张。他指出：“如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不更善之善者哉！”这种以中国伦常名教为本，辅以西国富强之术的论点，便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的最初表述。
    之后，许多洋务思想家和维新思想家都述及这一思想，如左宗棠即说：“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彼此各是其是，两不相逾。”④李鸿章也说：“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万不能及”⑤。“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⑥。郑观应说：“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⑦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俾西人不敢蔑视中华。”⑧邵作舟说：“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迥然出万国之上”⑨，“以中国之道，用泰西之器，臣知纲纪法度之美，为泰西之所怀畏，而师资者必中国也。”⑩康有为说：“夫中学，体也；西学，用也。无体不立，无用不行，二者相需，缺一不可”，“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庶体用并举，人多通才。”（11）
    除以上各说之外，第一次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口号的是孙家鼐。他于1896年在一个奏折中指出：“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其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12）
    真正对“中体西用”思想作出理论概括和系统阐述的是洋务派后期首领张之洞。他于1898年著《劝学篇》，指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柢，端其识趣，……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者矣。”他在《设学》一篇中说：“学堂之法约有五要：一曰新旧兼学。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为旧学，西政、西艺、西史为新学。旧学为体，新学为用，不使偏废。”他解释体用关系说：“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心身，西学应世事”。（13）
    从以上论述来看，“中体西用”思想主要包含如下一些内容：
    1.中西二学相需并举，不可或缺。左宗棠强调了中西二学的并存性，认为二者虽有“虚”，“实”之分，但“各是其是，两不相逾”。李鸿章强调中西二学的互补性，认为中国既有远远高出西人之处，也有不及西人之处。康有为看到了中西二学的相互依存性和科学技术的普遍适应性，认为“二者相需，缺一不可”，主张“泯中西之界限，化新旧之门户”。张之洞提出二者“不可偏废”。都强调了中西二学的不可缺少性。
    2.中学为体，应置于根本的位置。“体”和“用”是中国哲学特有的一对范畴。“体”指本体，是内在的、根本的；“用”指作用，是体的外在表现。洋务思潮的代表者大都强调“中学”应置于“体”的位置。他们所说的“中学”，指的是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它不仅包括“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等传统的纲常伦理道德，以及经学、史学、诸子学、典章文物等传统文化，而且包括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所谓“文武制度”。他们认为这些中国固有的东西必须作为根本予以坚持。
    3.西学为用，不能使之凌驾于中学之上。所谓西学或新学，既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成果“泰西之器”、科学技术“西艺”、自然科学“器数之学”等物质技术方面的内容，也包括“西法”、“西政”、“富强之术”等与政治、经济、军事有关的内容。在他们看来，这种西学只是“末”学，只能置于为“辅”的地位。
    4.中西二学的功用与实质，从国家角度看，一在“郅治保邦”，“固其根柢”，即坚持中国原有的基本制度，巩固封建统治的基础；一在取长补短，革除弊端，以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科技成果、技艺方法、学术政教等来为巩固中国的封建统治服务。从个人角度讲，一在“治心身”即通过“内学”陶治人的情操，使其在立场观点、道德修养方面达到理想境界；一在“应世事”即通过“外学”培养人们适应时世、善于变通的能力，造就符合时代要求的一代新型洋务“通才”。
    （二）“和魂洋才”思想的基本内容
    “和魂洋才”口号的直接表述是“东洋道德，西洋艺术（技术）”。这一命题的提出者是幕末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1811-1864）。他这方面的思想可以概括为如下几点：
    1.肯定西方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强调了解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必要性。他说：“方今之世，仅知和汉之学识已断然不行，决难总括五大洲以适应大经济之发展。全世界之形势，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世界，哥白尼发明地动之说，牛顿探明重力引力之理。三大发明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基，毫无虚诞之情，悉成其实。故欧美各州面目遂改，以至有蒸气船、磁铁、电报等之创制，实夺造化之工，可愕可怖！”（14）
    2.对比西洋诸国，分析本国差距，对当时日本的不足之处做出概括。他所概括的日本当时不及于西洋之处有四个方面：“其一，游民多，徒耗其财；其二，贸易、理财之道不如外蕃通达；其三，物产之学未精，山泽有遗材；其四，百工之职不知力学、器学，限于人力。”（15）这四个方面已涉及生产、流通、财政、科学技术等各个领域。
    3.主张知己知彼，“以夷之术防夷”。幕末不少思想家都以《孙子兵法》为依据，强调知己知彼的必要性。象山也如此，他说：“当今抵御外寇之急务，莫先于知彼；知彼之法，莫要于尽彼之术。”（16）基于这一认识，他进一步提出了“以夷之术防夷”的主张，他说：“愚意不外以夷之术以防夷。彼有大舰，我亦造大舰；彼有巨炮，我亦造巨炮。”（17）这里所强调的重点乃在军事方面，反映了近代日本学习西方的最初情形。
    4.明确提出“东洋道德，西洋艺术”的口号。象山曾赋汉诗一首，其中有“东洋道德西洋艺”（18）之句，这是他对“和魂洋才”思想所作的最简略的表述。除这一表述之外，他还对“和魂洋才”思想作过一个解释性的说明，叫做：“以汉土圣贤道德仁义之教为经，以西洋艺术诸科之学为纬。”（19）从这一说明来看，他所说的“东洋道德”指的就是汉土中国传统的儒家伦理道德，亦即日本的所谓儒学。但是，他所理解的儒学，不是一种僵化守旧的陈腐之学，而是一种经世致用的实学。他曾说过：“儒者之学以经世济民为务，学不足以经世济民，非儒也。”（20）所以，他所说的“东洋道德”，确切地说，不仅指的是中国儒家的伦理道德，而且指的是带有日本特色亦即“日本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不仅是“日本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而且是适应当时经世致用需要亦即适应时代需要的儒家伦理道德。这是他所说的“东洋道德”的基本含义。至于所谓“西洋艺术”，从上已述及的他所肯定的西方科学技术的具体内容，以及他所概括的日本不及于西洋的具体内容和他关于“以夷之术防夷”主张中所论及的“夷之术”的具体内容来看，这里的“艺术”应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所指的是以军事为重点，包括近代自然科学成果以及生产、流通、财政、科学技术等各方面内容在内的所有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以上可见，象山不仅明确提出了“和魂洋才”的观点，而且对其内容作了充分的表述。在当时的日本来说，具有典型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