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从客观作用上看：
    两者在两国均分别产生过重大影响，对一个历史时期和一代历史人物来说均起过振聋发聩的作用；均在近代化之初发挥过积极功用，推进了本国近代化的展开或实现；均反映了学习西方过程中体现出的某些新的特点，即表达了学习西方思想认识的深化，促进了本国传统与西洋文明的融汇和整合等。但两者也有十分明显的差异。
    首先，两者作用的范围不尽相同。“中体西用”思想的作用主要是在宏观经济领域方面，它所强调的是如何在不触动整个封建制度根基的前提下学习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问题。“和魂洋才”思想作用的范围，则不仅在于宏观经济领域方面，而且在于微观经济领域方面。因为它十分重视在具体的经营管理活动之中，如何做到既坚持本国原有传统又学习西方的问题，并在实践过程中提出了“土魂商才”这一适应企业经营管理需要的口号。
    其次，两者作用的性质不尽相同。“中体西用”思想在批判顽固分子的守旧观念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后来却愈来愈与变法维新思想相抵触，成为维新运动的障碍物。“和魂洋才”思想则在日本近代化推进的过程中，始终与维新活动相伴随，一直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和魂洋才”似乎都比“中体西用”具有更多值得肯定和重视之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日本，其近代化已得到实现；在中国，其近代化则始终只停留在梦寐以求的阶段。造成这一结局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经济指导思想的正确与否、实用与否，其正确与实用的程度又如何，不能不说是其重要原因之一。如果从这一角度予以检讨，“中体西用”思想具有不及于“和魂洋才”之处，应该说是不难认知和理解的。
    注释：
    ①《光绪六年十二月初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附片》。《洋务运动》（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49页。
    ②李鸿章：《复刘仲良中丞》。《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十六，光绪三十一年金陵刊本，第30页。
    ③《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第10页。
    ④《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五），第8页。
    ⑤《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第1页。
    ⑥李鸿章：《置办外国铁厂机器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九，第35页。
    ⑦郑观应：《盛世危言·西学》。《洋务运动》（一），第49页。
    ⑧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戊戌变法》（一），第160页。
    ⑨邵作舟：《邵氏危言·译书》。《戊戌变法》（一），第183页。
    ⑩邵作舟：《邵氏危言·纲纪》。《戊戌变法》（一），第182页。
    （11）康有为：《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上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94、295页。
    （12）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戊戌变法》（二），第426页。
    （13）此段引文除见于《劝学篇·设学》外，另见该书《循序》、《变法》。
    （14）《象山全集》第5卷。参本庄荣治郎著：《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上卷），日本评论社1966年版，第232页。
    （15）金子鹰之助解题：《高岛秋帆、佐久间象山集》。参藤井定义著：《幕末的经济思想》，大阪府立大学经济学部1963年版，第97-98页。
    （16）《就兰日辞典出版事呈藩主建议书》，参植手通有著：《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岩波书店1974年版，第37页。
    （17）《呈小寺常之助》。参同上书，第37页。
    （18）参永田广志著：《日本哲学思想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262页。
    （19）《象山自笔》。参植手通有著：《日本近代思想的形成》，第55页。
    （20）《送柽宇林先生》。参同上书，第36页。
    （21）严复：《与外交报主人论教育书》。《外交报》第9期。
    （22）参平川祐弘著：《和魂洋才的谱系》，河出书房新社1976年版，第24页。
    （23）转引自本庄荣治郎著：《日本经济思想史研究》（上卷），第233页。
    （24）夏目漱石：《片断》。参平川祐弘著：《和魂洋才的谱系》，第45页。
    （25）参平川祐弘著：《和魂洋才的谱系》，第24页。
    （26）大河内一男等编：《幸德秋水全集》，明治文献1968-1973年版，第2卷，第150页。
    （27）植手通有编：《明治文学全集》第34卷《德富苏峰集》、筑摩书房1974年版，第117、121页。
    （28）坂本多加雄著：《市场、道德、秩序》，创文社1991年版，第145页。
    （29）郭沫若：《中日文化的交流》。《沫若文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70、71、72页。
    （30）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全集》第20册，中华书局1916年印行，第6-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