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两者产生的背景大致相似，但“包袱”有重有轻。两者产生的历史背景，大致相似的表现主要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先后叩开两国国门，两国均负有抵制外来侵略的历史使命；两国国内矛盾进一步激化，资本主义工商业开始产生和发展，均处于近代化的起步阶段；西方科学技术、经济知识、学术思想等开始传入两国，两国原有文明受到西洋文明的猛烈撞击；两国志士仁人均在认真探讨落后挨打的原因，探求救国救民的道理与途径等。但由于两国国情不尽相同，因而两国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尤其在历史包袱方面，两国所存在的差异更大。
    郭沫若曾从中日近代化失败与成功的角度，分析过两国存在的这种差异，认为两国文化传统负担不同是重要原因，即中国因前资本主义文化相当辉煌，故“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而“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日本接受西欧文化是成功了”（29）。梁启超也曾分析过中国与日本在接受外来文明上的差异，指出：“中国之受外学也，与日本异。日本小国也，且无其所固有之学。故有自他界之入者，则趋如鹜，其变如响，不转瞬而全国亦与之俱化矣。虽然，充其量不过能似人而已（实亦不能真似），终不能于所受者之外，而自有所增益，自有所创造。中国不然，中国大国也，而有数千年相传固有之学，壁垒严整，故他界之思想入之不易。虽入矣，而阅数十年百年，常不足以动其毫发。譬犹泼墨于水，其水而为经尺之孟，方丈之池也，则墨迹倏忽而遍矣；其在滔滔之江，泱泱之海，则宁易得而染之？”（29）郭沫若和梁启超在此不约而同地谈到了一个共同的看法，即认为两国历史包袱有重有轻，很不一样。这一看法是颇有见地的。正是由于两国在历史包袱上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而决定了两国在对西方国家的认识过程中表现出不太相同的特点。
    （二）从内容上看：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都强调既要坚持本国原有传统又要学习西方，就这点而论，两者基本上是相同或相似的。同时，两者都将需要坚持的本国传统摆在优先或首要的位置，在这一点上，两者也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是，两者在内容上也存在一些明显和重大的差异。
    首先，洋务思想家所说的“中体”，如前所述，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意识形态，亦即是中国封建之体。而幕末思想家所说的“和魂”，如前所述，指的则是符合经世致用需要并“日本化”了的儒家伦理道德，它所体现的内容主要在精神方面，亦即是日本民族之魂。二者一谓之“体”，一谓之“魂”，一在坚持封建性，一在强调民族性，其差异是十分明显的。
    其次，洋务思想家所说的“西用”与幕末思想家所说的“洋才”，虽然所指的主要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但二者的侧重点却不尽相同。即前者所注重的是西方科学技术对巩固中国封建统治的作用；而后者所注重的则是掌握、运用西方科学技术方面的才艺、才能。亦即一在于“用”，一在于“才”，二者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
    再次，更为重要的是，在“中西”或“和洋”关系的认识上，二者更是具有重大的差异。“中体西用”明显地将中学与西学分为“体”与“用”，亦即明显地有轻重本末之分；“和魂洋才”则只将二者分为“魂”与“才”，彼此并无厚薄轻重之别。
    （三）从本质上看：
    两者的根本目的大致相同，即都是为了改变本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富国强兵，实现本国国民经济近代化。两者反映的要求也大致相同，即都反映了本国朝野人士和广大人民群众向西方国家寻找救国救民真理与途径的心理与呼声。但在本质上，两者又有重大差异。
    首先，两者的倡导者迥然有别。“中体西用”思想的倡导者主要是些洋务官僚及其代理人。这些人与清王朝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大都以巩固封建统治为己任。“和魂洋才”思想的倡导者则主要是些主张改革的进步思想家和维新运动的启蒙思想家。如佐久间象山就是幕末著名进步思想家。这些人对日本旧有的封建制度持坚决批判态度，与从思想上对明治维新运动作出过积极的贡献。
    其次，两者的出发点大不一样。“中体西用”的倡导者一开始就极力表白自己无意改变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和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当变法维新运动掀起之后，他们又极力反对改良派的改革主张，他们的根本出发点在于坚持封建的基本制度。“和魂洋才”的倡导者则自始自终都把革除封建弊端，实行文明开化作为基本出发点，他们注重经世致用之学，实际上强调的是制度创新、体制转轨。
    因而，从本质上看，二者的差异是十分明显的：一方保守性较强，消极因素较多；一方则开拓性较强，积极成分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