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对外开放观的发展
    （一）“中体西用”思想的发展
    “中体西用”在中国近代大致经历了两个大的发展时期。大致说来，19世纪60年代至1884年中法战争以前属于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洋务思想家们所面临的主要论敌是坚持守旧的封建顽固分子，所要解决的主要课题是要不要向西方学习的问题。围绕这一问题，洋务思想家与封建顽固分子曾展开过激烈的争论。顽固分子坚决反对学习西方，极力维护封建的“纲常名教”、“伦纪圣道”。洋务思想家则对之予以驳斥，并反复强调“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极力表白自己无意改变中国固有的纲常名教和基本的政治经济制度，亦即是在“中学为体”的前提下学习西学的。因而这一时期的“中体西用”思想既反映了洋务思想家与顽固分子的根本对立，又表明他们在这一问题上仍未与顽固分子彻底决裂。但在这一时期，“中体西用”思想总的说对顽固分子的传统保守思想是一大冲击，具有积极进步的意义。
    1884年中法战争后，特别是1894年甲午战争后，“中体西用”思想发展到第二时期。这一时期，谈西学者不再被斥为“士林败类”、“名教罪人”，因而这一时期，要不要学习西方已不再成为思想家们论争的焦点。这一时期，由于资产阶级维新运动的兴起并在思想领域中出现了洋务派与改良派的分野与对立，因而这一时期洋务思想家所面临的主要论敌已不是坚持守旧的顽固分子，而是主张变法维新的改良思想家。在这种情况下，“中体西用”思想已失去原有的积极意义，它的作用主要在于维护封建“圣道”，反对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改革主张，对民间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起着抑制作用。
    以上是就这一思想总的发展趋势而言的，实际上就个别人物来说，各人的认识并不一致，有的思想家对“中体西用”实际上是持批评态度的。如严复即明确反对将中、西二学分别以“体”、“用”相概括，认为事物的功用（“用”）与其存在（“体”）是一个完整和谐的统一体，中、西二学各有其体用。所说他说：“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21）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家在如何对待中学与西学的问题上的不尽相同的看法，反映了中国近代化起步初期人们在探讨这一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二）“和魂洋才”思想的发展
    “和魂洋才”思想虽形成于幕末，但却贯穿于日本近代化的全过程之中。除佐久间象山对之作过典型表述之外，还有一些思想家述及这一问题。
    大体说来，幕末开国前后之际是“和魂洋才”思想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将“和魂”与“洋才”问题同时提出，并不片面强调哪一方面。这一时期以佐久间象山为主要代表。
    明治初期大约10年左右时间，是思想家们着重强调“洋才”问题的时期。日本学者森鸥外将这一时期概括为“欧化主义”时期（22）。这一时期，明治政府大力推行文明开化政策，把革除旧弊，移入泰西文明定为国是。明治政府颁发的五条誓文中即有“破除旧来陋习”、“求知识于世界”之语（23）。于是，一时间西洋之风吹遍日本列岛，形成所谓“脱亚入欧”运动。日本近代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1867-1916）在描述这一时期的特点时指出：“维新前的日本人只喜模仿支那，维新后的日本人又专一仿效西洋。”（24）
    大约明治十年以后，转入批判片面强调“洋才”而忽视“和魂”的时期。森欧外概括为“对欧化主义的反对时期”（25）。这一时期不少思想家从不同角度揭露欧化运动给明治社会带来的种种问题。如当时思想较为激进的幸德秋水（1871-1911）即于明治十三年（1880）发表《社会腐败的原因及其救治》一文，认为从道德上看，明治社会已“腐败堕落”（26）。另一思想家德富苏峰（1863-1957）的言词更为激烈，他于明治二十年（1887年）著《新日本之青年》，指出：“明治之世界，乃批评之世界，怀疑之世界，无信仰之世界。”他认为封建社会的道德虽“不完全”，“然社会之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尚着不完全之衣装”；而今日却“尽脱旧衣，未着新装”，因此他得出结论说：“今我明治之社会，若从道德上观察，乃裸体之社会。”（27）像这样揭露当时社会问题的思想家，并不限于秋水和苏峰，据日本学者坂本多加雄说，当时思想家几乎大都具有这一“共通”特征。（28）。
    以上也是就各时期思想家们在“和魂洋才”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或基本趋势而言的。实际上在各时期都或多或少有些不同观点存在。由于当时日本正处于近代化起步之初，各种问题都在探讨、摸索之中，所以在“和魂洋才”问题上必然表现出各种不同的情形。
    两种对外开放观的比较
    “中体西用”与“和魂洋才”思想，无论从其产生情况看，还是从其内容、实质与客观作用看，都既有大致相同或相似之处，又有十分明显的差异。
    （一）从产生情况看：
    其先，两者产生时间大致相同，但觉悟有先有后。从时间上看，两者均产生于19世纪中叶前后。具体来说，前者产生于两次鸦片战争后洋务运动刚刚兴起的19世纪60、70年代；后者产生于日本幕末开国前后（19世纪50年代）。因而从产生时间看，二者基本同时而后者略早。亦即当时的日本比中国在这一问题上的觉醒要略早一些。从绝对时间上看是如此，从相对时间上看更是如此。因为日本在幕末开国前后之际即已提出这方面的口号，亦即日本提出这方面口号与其国门的打开基本上同步的；而中国则是在国门被强行打开20余年之后才有这方面思想的出现，也就是说中国这方面思想的出现是相对滞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