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以龟甲为卜封器具的宗教，于大汶口文化渊远流长。当是这一文化固有的宗教。汉水流域的半坡文化龙岗寺墓地以龟或龟壳随葬的现象，与江淮地区的凌家滩墓地居民以龟甲作卜卦器具，均属孤例。它们所以存在这类宗教，或当认为是受大汶口文化谱系文化影响的结果。
    中国史前时代，除了上述以龟甲为卜卦器具的宗教外，迄今所知还存在如下两种宗教：一是“黄琮礼地”，良渚文化以玉琮为重器的宗教；另一是骨卜宗教。中国史前时期的这三大宗教，起源和形成年代虽有先后，却共存于一段时期，而呈现出竞进的态势。至龙山时代，良渚文化消失了，以玉琮为重器的宗教退出了宗教舞台。同时，当大汶口文化演进为龙山文化之时，改变了龟甲卜卦的宗教传统，与其他分布于黄河、淮河及汉水流域的同时期诸文化一样，龙山文化也盛行骨卜宗教。从龙山时代始，骨卜成了中国的普化宗教。至今，我们虽不知骨卜宗教普化的具体过程及其出现的原因，却应指出的是，骨卜宗教的普化，是影响深及商周文化具有重大意义的宗教革命。
    年代最早的卜骨，见于富河沟门遗址和甘肃武山傅家门的马家窑文化。前者使用的是鹿或羊（？）的肩胛骨[11]，后者共发现6件，其中5件出于一座编号为F11的房子中，另1件出于T25H1的灰坑中[12]，使用的是羊、猪、牛的肩胛骨，其中羊肩胛骨至少有两件。应指出的是，无论是与富河沟门文化有关的诸文化，还是马家窑文化谱系中的后续诸文化，都未见骨卜宗教遗物，因此，它们只能被视为是没有得到传承的存在年代较短的骨卜宗教。
    从中国来看，仅晚于富河沟门文化和马家窑文化年代的卜骨，见于泾河流域的甘肃灵台桥村的客省庄文化遗存中。这处以H4为代表的遗存，出单把罐形斝式鬲，不见单把罐形联裆鬲，年代上当早于出单把罐形联裆鬲时期的客省庄文化，应属于客省庄文化前期。自客省庄文化后期始，中国西起武威左近，东迄滨海，北到长城地带，南止汉水及淮河流域，除马厂文化外，其他龙山时代的诸考古学文化中，均发现了卜骨，可见，自客省庄文化始，骨卜宗教获得了有序的传承和广泛的传播。
    客省庄文化骨卜宗教的起源，是否与马家窑文化的骨卜宗教有关呢？客省庄文化的前身，自晚至早依次是庙底沟二期文化、泉护二期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从福临堡的半坡四期文化遗存[13]来看，马家窑文化和半坡四期文化同时，且相互之间存在着文化交流。然而，无论是半坡四期文化及泉护二期文化，还是作过较大规模发掘的几处庙底沟二期文化遗址，都未发现过卜骨，这不仅证明客省庄谱系诸文化的骨卜宗教的起始年代难以超出客省庄文化时期，同时，也说明客省庄文化骨卜的起源，和马家窑文化的骨卜宗教至少不存在直接的联系。齐家文化谱系诸文化、马家窑文化谱系诸文化及客省庄文化谱系诸文化毗邻，那么，能否设想马家窑文化的骨卜宗教先传给齐家文化谱系中与马家窑文化年代相当的一文化，而客省庄文化早期的骨卜宗教，则是接受了与其同时的齐家文化谱系中的一文化影响的产物呢？或者，骨卜宗教起源于齐家文化谱系，先传给马家窑文化，而后传给了齐家文化呢？鉴于马家窑文化存在着骨卜宗教，所以，这些问题的提出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目前发现的齐家文化的卜骨年代，均未超出客省庄文化晚期，故客省庄文化骨卜宗教源于齐家文化之说，是难以设想的。同时，也应指出的是，至今发现的和客省庄文化前期及其前身时期相当的齐家文化前身的资料太少，所以，也难以断然否定齐家文化前身存在着骨卜宗教的可能性。因此，客省庄文化的骨卜宗教与齐家文化有关问题的设想，还是可以存疑的。
    卜骨是否经过整治，如何整治，是否同时具备灼、钻、凿及其演变过程，是否书刻卜辞，是什么卜辞，以及用料是否存在年代与地域的区别，等等，对于了解骨卜宗教普化与演进过程，都是值得注意而应予以深入研究的重要现象。这是一个大课题，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只对用料作一些粗浅的检讨。
    骨卜宗教的卜骨，用何骨料，当与宗教中的灵验观念有关。例如所以使用羊、猪、牛的肩胛骨及龟甲，是由于宗教赋予了这些材料灵验观念。卜骨用料的讨论，实际上是探讨骨卜宗教的灵验观念。
    前已指出，马家窑文化的骨卜宗教和现今讨论的骨卜宗教是否存在传承关系，目前还难以肯定，暂将其骨卜用料问题的讨论搁置起来。灵台桥村以H4为代表的客省庄文化早期遗存，出土卜骨17片，未说明是否经过行家鉴定，报告称有羊肩胛骨6片和猪肩胛骨18片[14]，但年代较晚且经过行家鉴定的客省庄文化[15]和齐家文化[16]的卜骨用料，均只用羊肩胛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的卜骨，均为肩胛骨，依期别作了认真的鉴定和统计[17]，现列表如下（表一）。
    东下冯一、二、三、四期，分别相当二里头一、二、三、四期，年代居于夏纪年之内。东下冯五、六期，相应于二里冈下、上层，属商前期文化。垣曲的二里头晚期文化（基本上相当于东下冯三期年代）及二里冈下层出土的卜骨，未说明用料品类的各自数量，品种也不出牛、羊、猎三种，其二里冈上层出土的卜骨用料，“多以牛肩胛骨制成，少量为羊、猎肩胛骨及龟甲”[18]，情况基本上类同于东下冯六期，只是新见了龟甲。1991年于安阳花园庄东地发现的属殷一期的H3，出土甲骨1583片，其中卜骨1558片，占总数98.42%，卜骨只有25片，仅占总数1.57%[19]。郑州人民公园上层（与殷墟二期相当）占卜用料以龟的腹甲最多，牛骨较少[20]。可见，夏商时期卜骨用料的种属，确实存在着年代上的区别。
    如果暂不理灵台桥村H4骨卜用料问题，我们则可见到：齐家文化和客省庄文化的骨卜宗教中只有羊灵观念，假如计入灵台桥村H4骨卜用猪肩胛骨的情况，则客省庄文化的骨卜宗教中除有羊灵观念外，还赋予了猎灵观念。骨卜宗教东传，当夏代的东下冯人接受这一宗教的初时，即东下冯遗存一、二期，只用猎肩胛骨占卜，这说明他们或只接受了猎灵观念，或将自己原有的猎灵观念赋予骨卜宗教之中。至东下冯遗存三、四期，东下冯人的骨卜宗教中，增加了牛、羊及鹿灵观念。到二里冈下层时期，商人骨卜宗教中的灵验观念，基本同于东下冯三、四期的东下冯骨卜宗教的灵验观念。进入二里冈上层时期，商人的骨卜宗教除保留了牛、猎、羊灵验观念外，新增加了龟灵。如果我们细察不同文化、不同时期骨卜用料种属数量比例关系，则还可以看出这些文化不同时期的人们对牛、猎、羊及龟灵信仰的轻、重，还存在着区别。或许正是由于商人龟灵观念的增强，至殷墟时期，龟卜才成为骨卜宗教中最主要的形态。二里冈上层时期商人出现的龟灵观念，是自身产生的，还是和大汶口文化谱系的龟灵观念有关？如果是后者，当大汶口文化后裔的龙山文化乃至岳石文化接受骨卜宗教之时，为何不用龟卜呢？或许当他们接受骨卜宗教的同时，龟灵观念还保留下来，不过表现于其他形式的信仰中，然后传给商人，至二里冈上层时期，商人才将龟灵信仰移入骨卜宗教之中。这些问题，就目前材料情况来说，是不易回答的，但可以提出来，供以后深入研究参考，或可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