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影响思维的因素
    把思维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恩格斯说："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的历史发展的科学。"①从古代中国的《易经》到古希腊德谟克利特的《论逻辑》，从行为主义心理学到现代认知心理学，从在哲学和心理学的夹缝中生长到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甚至人工智能的实现，制造出会思维的机器，使这门科学日趋深入地揭示出人类思维的秘密。现代思维科学使我们懂得如何更充分地发挥人脑的功能，如何结合不同的专业对象，使思维更加科学化和精密化。
    作为意识形态的历史，对同一事件或人物，不同时代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这种看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态：第一时态是同时代人的看法，可称为共时态思维；第二时态是后来人的看法，可称之谓昔时态思维；第三时态是现代人的看法，可称之谓即时态思维。历史问题之所以有这么多看法，是由观念、价值标准、习惯、思维视野和思维方法等因素的差异所决定的。
    1.观念和价值标准
    观念是客观存在的主观映象，是经过主体头脑改造过的思想意识体系。有些是系统化、理论化的思想观念，有些是零散的、片段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是受观念制约的。主体对历史的看法、评价和态度，都要取决于观念和价值标准。正确的观念就会对历史做出正确的评价，错误的观念就会对历史做出错误的评价。在阶级社会中，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个人，都有各自的思想观念和价值标准，对同一历史事件和同一历史人物，都各有不同的评价。即使是同一个人，由于时代的进步和观念的变化，也会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有别于已往的评价。一个人要不落后于时代，就得不断进行观念更新。所谓观念更新，实质上就是解放思想，改变思维方式。
    2.传统的思维习惯
    习与性成，思维习惯是人们在长期思考过程中传递和承袭下来的一种思维定势，它一旦群体化和民族化，就形成特定的思维传统。它渊源流长，时代久远，且总与民族情绪、社会心理交织在一起，其稳定性和持续性比观念更强烈。思维习惯和传统有两面性，好的习惯和传统，有利于思维方式的继承和发扬；坏的习惯和传统，却会阻碍思维方式的变革和进步。人类通过教育和师承，继承好的，摒弃坏的，方能突破原有的思维习惯。
    社会要改革前进，就得不断向落后的传统习惯提出挑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和邓小平同志敢于革除一些旧观念，勇于采用一些与传统习惯相反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办法，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对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了崭新的探索，才迎来了社会主义祖国繁荣兴旺的新局面。思维是心灵的映象，一旦落实在行动上，就可转为物质力量。它不断流转，既有承袭，又有变革，既可窥见须臾，也可看到永恒。
    3.思维视野和方法
    思维视野指主体考察对象时，对客体认识的宽度、广度和深度。思维方法指主体把握对象时所用的手段、工具或遵循的规则和程序。视野和方法同主体所处的时空条件、社会地位、文化程度、情感心态和年龄特征密切相关。越是原始民族或越是幼小的年龄，视野越窄，理性成分、抽象能力的水平就越低。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认为，儿童思维心理的发展经历了这样四个阶段：感觉动作阶段，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阶段。不同阶段的行为模式是随着年龄增长而完善的。同样，人们对历史的认识也是随着视野的扩大而逐步深化的。在古代，由于山海阻隔，交通不便，人们的活动范围狭隘，认识受到限制，对历史的编纂，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旁及邻邦的一些图书。自从15、16世纪开辟新航路以后，人们对历史的认识才逐渐扩大到全球的范围。有了近代考古学的进展以后，人们又从只了解文字记载的历史上溯到300万年以前的史前史， 人类历史的这种横向扩充和纵向开掘，极大地拓宽了人们的眼界，深化了人们对历史发展过程的了解。
    思维方法也是随时代的进步而变化的。从形式逻辑到辩证逻辑，从老三论到新三论，从摘抄卡片到电脑贮存和人机对话，研究手段和方法越来越走向现代化和科学化。新的传播媒介随着电子技术的进步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新的史料和学术信息将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到社会各个角落。教育领域需要采取相应的措施和方法，才能跟上形势的发展。采购新信息和采购新食品不同。新食品可以拿来就吃，带给你营养。新信息必须把它装进你的脑子里，从中受益或从中受害。因此，采购新信息必须有方法论的指引。
    新观念、新思路、新技术、新方法拓宽了科学研究的视野和境界，历史思维也从静态、直线、封闭的方式向着动态、多向、开放的方式发展，这将使史学研究上升到更高更严密的科学水平。
    二、共时态思维
    共时态思维，指当时人对发生在现实中的事件的看法。要了解共时态思维很不容易，因为现代人读古书，有两层困难。一层困难来自文字。古今文字的含义不同，古人原为浅显之语，后人或许成为不能了解之词。就是能了解，也极易望文生义，甚至牵强附会，乱加猜测。要过文字关，把古语准确地翻译成今语，得精通训诂学。另一层困难来自意识。历史是有意识的活动，当时人用何种观念来思考，怎样处世行事，若以后人之心理来揣度古人，对事件的解释必然走样。要寻求到古人的意识和心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就得研究共时态思维。共时态思维，离主体的时空很近，往往受到事件的实际牵绊，其看法会熔铸进情感的成分。若是主体就是事件的主持人或参与者，与事件的利害关系紧相捆绑，则对事件的解释会掺入更多的主观色彩。研究历史，就得钻到史书所写的历史时代中去，当一次古人。要摆脱自我，抹掉岁月的积尘，跨越时代的鸿沟，在冥冥中与古人交心，做到"心有灵犀一点通"，难度自然很大。但只有如此观史，学问才可以通，知识才可以高。
    古史上有许多共时态思维的记录。司马迁《史记·殷本纪》中写了这样一件事。"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之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古代许多著名学者，如王充、欧阳修、荀洵、顾炎武等都斥责司马迁之说荒诞不经。其实，司马迁并没有胡说，不过是如实地记录了殷人的共时态思维。用今天的社会科学知识来剖析，就可了解：图腾崇拜是原始人类最早的历史意识。"玄鸟"是殷氏族的图腾，也就是殷人的祖先。契只知其母而不知其父，说明契以前殷人尚处于母系氏族时期。到了契的时代，母权制倾覆，契成为父权制氏族的首领。原始初民的思维，人和自然尚未分离，认为人不是由于男女相交而生，而由人和动物或植物相交或相感应而生，所以才有简狄吞卵而生契的看法。司马迁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还说："轩辕乃修德振兵……教熊羆貔貅{K1D901.JPG}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熊羆等猛兽怎能打仗？这里实际上是指信仰熊图腾、羆图腾的部落来打仗。而不是指猛兽来打仗。不回到原始初民的共时态思维中去，不了解图腾崇拜，很多神话传说就会成为无法解喻的天书，很多古史上的记载也就释读不出来。
    追溯事件的动因，才能解开历史的真相。《独异志》中有一则汉代的故事："陈正为太官，进炙，有发贯炙，光武令斩正。"东汉光武帝在历史上并不是一个暴君，为什么他对带有发丝的烧肉（炙）如此厌恶，会气得要杀人呢？用今人的观念来说，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但古人不是这么想。古人以为，头发是不能随便吃的，否则会得病。所以陈正特意上贡皇帝一碗带发丝的烧肉，是有让皇帝生病，故意谋害之嫌的。可见，弄不清事件动因的共时态思维，事实真相可能被误解。
    了解共时态思维对复原历史的原初状态很有价值，但不能由此认为共时态思维都可信都牢靠。梁启超是戊戌变法的参与者，他对戊戌变法的记录应属于共时态思维。但他曾有一段坦率的自白："吾20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②参与者做放大真迹的手脚，不能全客观；目击者受当初视野的限制，看不到全局；旁观者或许可客观评论，但弄不清内里底细；采撰者可搜寻全部过程，但总有了解不到的死角。共时态思维不是一种净化思维，许多人把目光射向现实事件时，牵绊着自身的利害，在观点和评估上或趋同或对立，都是十分正常的现象。我们在研究中需作出选择和甄别，把那些符合当时多数人看法和代表多数人利益的观念当做共时态思维中的精华，这些带有民主性和人民性的观念，虽不一定是真知灼见，但总是向探索路上迈出的第一步，也是走向真理的一个台阶。
    很多事件，由于记录的简约，捕捉不到共时态的识见，同辈人的看法，失落的共时态思维不再回来，好在还有未来，还可从后人的思维中去补救。研究历史不是凝结在共时态思维中，而是由此作为起点，继续前进。挖掘历史的原型，最深层的活力，不能仅仅依靠当时人的评说，主要凭借现代人的眼力和科学的历史观。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共时态思维，不是为了复归，而是为了拜别。
    三、昔时态思维
    昔时态思维指后来人（不包括现代人）对历史问题的看法。昔时历程的长短视历史问题的产生与现今的时距而定。经历时距很长的历史问题，不同时距中对它的看法也会有变化和差别。昔时态思维有两个特点：一有连续性和继承性；二有变异性和多样性。这种从思维过程中去认识思维的方法，能丰富我们思想的内蕴，提高认识的能力。古人对史学问题的评论，既有瞬间的掠影，也有永驻的卓见。延伸的思维模式也是一笔财富，不可轻易丢掉。在没有找到更高模式的新瓶时，老瓶装新酒也不失为一条可行的捷径。现代人写的史著中，经常引用古人的评论来说明问题。不同时代条件、不同观念和价值标准中作出的评论，可以从侧面或反面告诉我们很多道理。史学思想是时代的反映，是前进的标尺。从史学思想的发展中也能窥视时代的变迁，察觉历史的风云。
    每个时代都以当时的价值标准来衡量历史，把当时的意向覆盖在历史事件的躯体上。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说：历史研究是"为了满足一种现在的兴趣"，因此"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种不无偏颇之说，也隐含着史学研究的契机。举例说，晋初陈寿撰《三国志》，以魏为正统，但到习凿齿（也是晋人）作《晋汉春秋》则以蜀为正统了。这是因为陈寿是晋武之臣，而晋武承魏之统，伪魏就是伪晋，因此必须以魏为正统。凿齿时晋已南渡，其事有类于蜀，为偏安者争正统。宋太祖篡立近于魏，而北汉、南唐迹近于蜀，所以北宋的儒者不伪魏。高宗以后，偏安江左，近于蜀，而中原魏地全入于金，所以南宋儒者又纷纷起而帝蜀。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说："此皆当论其世，未可以一格绳也。"这种正统观念所折射出来的是史家所处时代环境造成的意识之光，而不是真实的历史之光。历史能给现实以启示，一种是顺理成章式的，一种是强拉硬扯式的；争正统的做法，大概应属于强拉硬扯一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