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嵩焘，1818年（嘉庆23年）出生于湖南省湘阴县城；字伯琛，号筠仙，晚年别署玉池山农、玉池老人，又因他的书房标名“养知书屋”，故学者又称他养知先生。
    郭嵩焘步入仕途时，中国封建社会急剧解体。“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①传统观念因此开始动摇，知识群体也开始走向分化。郭嵩焘一生的实践使他对当时世界的认识，特别是对西方文明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人，特别是在“西学东渐”--西方思想文化向中国传播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为他身后蓬勃兴起的维新变法思潮开了先河。
    一
    郭嵩焘，家道殷实，祖上三代都是读书人。19世纪初期的洞庭湖区，手工业和商业已经比较发达，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一道在城镇经济中出现。郭家因善于经营逐渐成为湘阴巨富。郭嵩焘在这个家庭环境里成长起来，耳濡目染，形成了与传统士大夫不同的性格特点，一是重视工商，主张“商贾与士大夫并重”；二是他偏重词翰而芬芳悱侧，轻略“经济之学”。他的独特性格使他与传统士大夫的思维方式具有明显的不同。
    郭嵩焘少年时，曾在岳麓书院读书，与曾国藩、刘蓉有同窗之谊、换帖之交，后来与左宗棠成为儿女亲家，又结交了李鸿章、江忠源等清末名士。咸丰2年（1852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自广西逼及湖南，清政府号召各省在籍大臣办理团练镇压太平军。郭嵩焘曾亲到曾国藩家劝说曾国藩起兵，为曾国藩日后成为“中兴名臣”奠定了基础。1859年郭嵩焘又随僧格林沁参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因与僧格林沁不睦而遭罢免。在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以庶吉士累官至翰林院编修、道员、盐运使，1863年-1865年署理广东巡抚，因与总督毛鸿宾不合，遂罢去，以后又署值总理衙门，擢为兵部侍郎。
    “马嘉理事件”发生后，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英国订立《烟台条约》，内有‘遣使道歉”一条，郭嵩焘以“道歉”事赴英，即留为驻英公使（后兼驻法公使），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公使。从制度上说中国没有向国外派遣永久性常驻使团的外交传统，而只派遣负有特别使命的使团：即在国势强盛时，奉旨出国，以宣扬天子的威德和接受外邦为朝贡国，在国势衰弱时遣使向夷狄求和或结盟。清朝士大夫甚至不承认外交关系，认为“夷务”就是商务，士是耻于言商言利的。从心理上说，大多数清朝官员都自抬身价，回避涉外事务，而把到国外任职视同流放或做人质。因此，朝廷宣布郭嵩焘为赴英使臣以后，很多人纷纷前来规劝他推却此事，以保全声名。而他却欣然受命，声称“数万里路程，避而不任，更有艰巨，谁与任之！”②认为担任外交使臣，任重道远，不是耻辱，而是光荣。这个不同凡响的议论一出，舆论哗然，讥笑、侮骂铺天盖地而来。甚至慈禧太后也认为郭嵩焘是“拼却声名，替国家办事。”③可见郭嵩焘是处在一个多么昏庸闭塞的社会环境。
    郭嵩焘出使英国，途经香港、新加坡、锡兰等地时，因有当地英国驻官接待，得以参观游览各地名胜、要塞以及学校、官署、监狱等，对各地的政教、军备、民俗等有所了解，他把这些见闻和自己的感想逐日详记下来，写成《使西纪程》一书。书中赞扬了西方文化，指出西方并非蛮夷，其教化“规条整齐严肃，而所见宏远，犹得古人陶养人才之遗意”，其城市“车马滔滔，气成烟雾。宫室之美，殆无复加矣。”④同时批评中国官僚不明时势，不晓外情，“高谈阔论，而虚骄以自张大。”⑤主张研究、学习西方治国之道。他到达伦敦后，把书稿寄回总理衙门，希望能为开阔国人的眼界起些作用，不料惹来轩然大波。国内封建士大夫万万不能容忍对蛮夷的赞美和对天朝的批评，他们虽然经过几十年欧风美雨的飘打，但千百年来天朝自大的观念仍然根深蒂固，“一闻西洋好处则大怒，一闻诟诃则喜，哀夷狄应尔。”⑥《使西纪程》经总理衙门刻印出来，立即遭到围攻，“嵩焘之为此言，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⑦“殆已中洋毒，无可采者。”⑧翰林院编修何金寿甚至“疏劾郭筠仙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⑨讨伐之声遍于朝野。清政府诏命立即销毁《使西纪程》字版，禁止印行。
    郭嵩焘到英国后，不仅注意了解欧洲的技术文明，更关心整个社会经济生活，并且试图从国家制度、经济理论等方面探索英国繁荣兴盛的根本原因，研究中国只求“富国”，西方却先要“富民”（资产阶级）的区别。他还十分注意对西方民主政治的研究，亲赴下议院旁听会议，直接感受西方民主政治生活，认识到“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教也。”⑩他在英国用大量时间和精力考察西方的科技和教育事业，参观科学实验，听自然科学讲座，对西方注重实践的精神十分推崇。他对西方文化教育慨叹万端；“皆中国士大夫所未闻见也。”在给沈葆桢的信中写道：“人才国势，关系本原，大要莫急于学。”他还对西方的社会文明极为称道，在光绪四年的日记中赞扬了西方公共场合之有序，承认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认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变为先进，这是一种发展的、进化的历史观。
    郭嵩焘在英期间的言行为副使刘锡鸿所不容，由于刘锡鸿屡屡作梗，使郭嵩焘心力交瘁，于1879年乞病回归。刘坤一建议委派郭嵩焘到总理衙门任职，但由于有实权的保守派军机大臣李鸿藻和景廉的反对而未果。（11）于是返归故里。在故乡的十余年间，他仍十分注意西方文化对中国的影响，常以奏疏和书信方式对外交和时局发表自己的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