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过程中，郭嵩焘与封建社会的传统观念，与封建专制的伦理哲学，与他自己所处的士大夫阶级，逐渐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同时他与热心洋务的朋僚也拉开了认识上的距离，他的中西文化思想走在大多数人的前面。
    华夷之辨的争论，是近代中国在向西方学习时首先遇到的问题，是西学东渐的最大障碍。明华夷之辨是儒家的重要思想，传统士大夫认为，一切华夏民族以外的民族都是野蛮民族，即是夷。夷是“教化之外”的动物，其本质是非人。王夫之曾以此观点议论说，汉唐的覆亡只表示改朝换代，而蒙古之灭宋则意味着尧舜禹汤等圣贤教导所体现的文明本身的毁灭。（12）传统观念认为，夷狄是不行仁义，不遵教化之人。1862年湖南一份告示竟认为中西文化的交流，将使中国数千年文明礼仪之邦沦为夷狄之国。（13）就连当时的著名文人王闓运也认为：“彼夷狄人皆物也，通人气则诈伪兴矣。”（14）郭嵩焘通过自己的实际观察，认为对西方绝不能再以蛮夷视之，“西洋立国二千年，政教修明，俱有本末，与辽、金崛起一时，倏盛倏衰，情形绝异。”（15）并举出事实，说明欧洲的文明程度，认为“其风教实远胜中国。”（16）批驳了封建士大夫关于“中国有道，夷狄无道”的观念，并进一步指出过去比较落后的地区和民族可以转化成先进的地区和民族。这种进化的历史观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在18世纪中叶，中国的士大夫包括开明的林则徐、龚自珍等人，在书写西方国家名称时，一般是加上兽字的偏旁（通常是犬字旁），而郭嵩焘的文集，包括散文、诗词和奏稿诸卷，却没有把外国人比作禽兽。这反映出他对“严夷夏之大防”的态度。
    爱国还是卖国的争论，是中西文化交流中十分敏感的问题。封建士大夫认为同西方接触就是辱没祖宗，就是卖国，尤其对郭嵩焘等人反战主和的倡议，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是彻头彻尾的卖国论调。“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17）通常是建立在捍卫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之上的，一般就是国家民族的东西不容侵害。然而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在于不断发展，普遍提高社会生产和科学文化水平。近代中国所处的周边环境已发生了巨大变化，所面对的敌人已不是游牧民族或封建酋长国的进攻，而是资本主义军事、经济的全面进攻，如果仅以“封关禁海”的被动的暂时防御，而不主动了解世界形势，努力赶上世界潮流，纵然自诩爱国，其实只能是误国，一经溃决，就不可收拾。曾国藩认为中外力量对比过于悬殊，所以“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起兵端，唯有委曲求全之一法。”（18）李鸿章说：中国“有贝之财，无贝之才，均未易与数强敌争较，只有隐忍徐图，力保和局。”（19）郭嵩焘在《使西纪程》和其它书信中批评顽固的士大夫不了解国际形势，对中国军事实力没有正确估计，一味主张蛮干的主战叫嚣，认为他们这种爱国是断送中国。认为“西洋之入中国，诚为中国一大变局，得其道而顺用之，亦足为中国之利。”（20）主张只有学习外国先进的事物，方能图存图发展，才是真正的爱国。历史告诉我们，在抵抗外国侵略的这一基本要求下，必须有了解世界、学习西方的眼光和意愿，把外国先进的事物作为改造中国的借鉴。近代中国的每一次进步都是爱国与革新相结合，随着时代的推移，革新的口号和程度不一样，性质上有所不同，却都和学习西方有关，它的进程充分地表达了这个历史逻辑。
    “体”、“用”的争论，是近代史尤其是中西近代文化交流史上一个冲突焦点。在19世纪60年代初就开始兴起一股思潮，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甲午战争后才成为张之洞反对维新思想的口号。正统理学的形而上学二元论世界观认为，世界上的所有事物，无论生物或非生物，一律都是原则和物质的融合。后者从前者那里接受它的本质特征，而前者则以后者为其具体形式。理学用不同的公式来表达这种本位论的二元论，其中通行的一对概念范畴是“体”与“用”。那么“中体西用”赋予西学的价值只是工具的价值，而传统的儒学被视为高高在上，具有本质的和基本的价值。中学属传统文化，其核心是“伦常名教”。西学的范畴在几十年间是有变化的，初为“格致之学”，七、八十年代延伸为理工医农、声光化电，九十年代以后的西学从科技学问推而及于上层建筑和文化教育、政治体制。1861年冯桂芬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诸国富强之术。”（21）薛福成说：“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22）郑观应也说：“主以中学，辅以西学”（23），郭嵩焘也主张：“得其道而顺用之”。（24）具有实践意义的是“西学为用”冲破了传统思想文化的禁锢，开阔了人们视野，具有引导人们追求新知识的积极作用。但随着历史的前进，在举办洋务的“用”中，日益碰到有形和无形的“中体”障碍，并发觉西学是“体用兼备”的，“中国求其用而遗其体”，所以成效难期，“西用”日益被“中体”所困扰，答案只好向西方的文化教育和政治体制中去寻找，认识到“西洋所以享国长久，君民兼主国政教也。（中国）圣人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西洋治民以法，法者，人己兼治也，故推其法以绳之诸国，其责望常迫。”（25）事实上已经指出西方政治制度的先进和科学，这在当时是十分有远见和胆略的。“中体西用”是在维护“中体”的名义下采纳西学的，这是在充斥封建主义旧文化的天地里唯一能容纳若干资本主义新文化的途径了。如果没有“中体”作前提，“西用”则无所依托，西方思想文化就无法进入中国并被中国人所接受。它毕竟使封闭中的中国人看到了外部世界，它有利于中国近代化的进程，而没有丧失其文化特性，给僵化的封建文化打开了缺口，促进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本”、“末”之分的争论焦点是，是否取法西方的政治制度，改变封建专制体制。顽固的封建士大夫认为：“中国自强之道与外洋异。外洋以商务为国本，中国以民生为国本。”（26）“洋人之所长在机器，中国之所贵在人心”，（27）强调“天不变，道亦不变”，纲常名教是立国之本。郭嵩焘站在时代的前沿，勇敢地提出了政治改革问题，主张取法西方政治制度，认为：“其强兵富国之术，尚学兴艺之方，与其所以通民情而立国本者，实多可以取法。”（28）并注意到“西洋立国有本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之一节耳。”（29）他经过对西方议会的深入了解，看到“国政一公之臣民，其君不以为私。……自始设立议政院，即分同、异党，使各竭其志意，推究辩驳，以定是非，而秉政者亦于其间迭起以争胜。于是两党相持之局，一成而不可易，问难酬答，直输其情，无有隐讳，积之久而亦习为风俗。……西洋一隅为天地精英所聚，良有由然也。”又说：“推原其立国本末，所以持久而国势益张者，则在巴力门议政院有维持国是之议；设买阿尔（市长）治民，有顺从民愿之情。二者相持，是以君与民交相维系，迭盛迭衰，而立国千余年终以不敝，人才学问相承以起，而皆有以自效，此其立国之本也。”（30）指出，西方各国的大事“皆百姓任之，而取裁于议政院，其国家与人民，交相维系，并心一力。……要之，国家大计，必先立其本，其见为富强之效者，末也。”（31）郭嵩焘由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科学技术上升到认识和要求学习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由要求发展军事和工商业上升到要求有一套政治法律制度来保证它的发展，这种要求，具有重要的思想价值。
    单纯学习西方军事，借以“强兵”还是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是当时朝野关注的分歧点。清政府和封建士大夫官僚们认为只要学习西方的坚船利炮，就能维护其封建统治，就能自强。而郭嵩焘认为，“如是以求自强，适恐足以自敝。”（32）学习西方，不能单学军事，更重要的是教育、冶矿、采煤、铁路、电报等文化科技，“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如果没有诸如采矿、制造、医学、教育、司法等方面的发展，纵使学得西方兵法，那好比“殚千金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33）只有全面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有用，才能促进中国发展。当时清政府正派30多名青年学生留学欧洲，学习西方海军，而郭嵩焘看到日本来欧洲学习的却以政治、经济、科技等为主，单去英国学习科技和政、经类学问的人就达200多人，甚至原来身为诸侯者，也在那里学习法律，原来做过户部尚书的，也在那里学财经。所以郭嵩焘积极建议中国留学生改学实用的科目，并呼吁各省多派留学生研习实业。这些认识反映了郭嵩焘对西方文化的认知程度，体现了他渴望祖国富强的爱国主义情感。主张和建议是正确而实际的，顺应了时代的呼唤和历史的要求。